《痛苦和笔》是埃莱娜·费兰特在博洛尼亚大学举办的三场讲座的第一场，讲座面向整个城市的市民，主要探讨她的创作宗旨、灵感源头、叙事技巧。费兰特事先写下了讲稿，二○二一年十一月，博洛尼亚阳光剧院与艾米利亚-罗马涅剧院（ERT）合作，女演员曼努埃拉·曼德拉奇亚代替埃莱娜·费兰特，诵读了讲座内容。

—译者按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晚上，我将和你们谈谈我对写作的狂热，以及我最熟悉的两种写作方式：一种循规蹈矩，另一种汹涌澎湃。在今天讲座的开始，请允许我从一个小女孩学写字开始谈起。

最近，塞西莉亚—一个我很关注的孩子，在此我们姑且这样称呼她—想给我展示，她写自己名字写得有多好。我给了她一支笔，还有一张打印纸。她命令我说：你看我。她全神贯注，非常吃力，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用印刷体写下了她的名字“塞西莉亚”。她眉头紧锁，目光专注，好像面临什么危险。我很高兴，也有些不安，有几次我忍不住想：我得帮帮她，引导她的手。我不想让她犯错，但她独立写完了自己的名字。她根本就没考虑要从页首开始写，她一会儿上，一会儿下，辅音和元音字母大小都很随意，有的大，有的小，有的中等，字母之间还留有很大的空隙。写完之后，她转向我，几乎是叫喊着说：看到了吗？她迫切需要得到我的表扬。

当然，我热情地表扬了她，但我感到一丝不安。我刚才为什么担心她写错？我为什么想去引导她的手？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几十年前，我应该也用同样的方式在一些纸上写过字，也可能写得很不规整，但同样专注，带着忧虑，也迫切需要赞美。但说实话，我对那段记忆毫无印象，我对写字的最初记忆，始于小学的笔记本。这些笔记本有黑色的横线（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用来划定不同的区域。像这样：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格子的大小会发生变化。如果你控制自己的手，学会把小而圆的字母，还有那些向上飞，或向下沉的字母排成一排，你就能进入下一个年级，页面上的横线也逐年变少，到五年级时会变成了一行。像这样：

你已经长大了—六歲开始上学，现在你十岁了。你长大了，你写字时，一行行字母，会整齐地在页面上奔跑。

跑向哪里呢？好吧，白纸上不仅有黑色的横线，还有两条红色的竖线，一条在左边，一条在右边，写字就是在这些线条之间移动。这些线条—对此，我的记忆很清晰—曾经折磨着我。黑色的横线和红色的竖线出现在那里，就是为了表明：如果你写的字没在这些线条之间，你会受到惩罚。在写字时，我很容易分心，虽然我几乎总能紧贴着左侧边缘写，但后来往往会越过右侧边缘，要么是为了写完一个词，要么是我很难将字母分开，新起一行，而不越线。我经常因此受到惩罚，那些边界让我感受深刻。即使是现在，我写字时，仍能感受到红色竖线的威胁，尽管这些年来，我用的纸上已经没有那些红线了。

我想说明什么呢？如今，我觉得我当年的笔迹—就像塞西莉亚写的字，都融入之后的笔迹，成为那些笔记本的一部分。我不记得当时的字体，但它应该就在那里，经过不断教育，处于线条和页边之内。也许第一次写字，就像开启最初的模式，到现在，每当一些幽暗的东西忽然出现在纸上，或电脑屏幕上，成为一连串文字符号，那些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变得清晰可见，我依然有那种虚荣的感觉。那些字母临时组合在一起，肯定还很不精确，但这些文字和脑子里最初涌起的东西很接近，话语一经写出，思绪已经远去。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总是有一种天真、不可抗拒的魔力。如果要用文字符号呈现那种能量，那应该像塞西莉亚写她名字一样，用一种无序的方式，并期望有人看着她写，在那些字母中看到她的努力，热情地赞美她。

从青少年时期起，在我狂热的写作中，可能一直受到那些红线的威胁，我渴望打破那些线，但同时感到畏惧。我的书写特别工整，包括在用电脑打字时，写完几行之后，我会进行设定，让那些文字对齐，分布均匀。通常来说，我觉得我对写作的感觉—包括我需要面对的困难，和我能完美停留在界限之内给我带来的满足感有关，但在循规蹈矩的同时，我也感觉到一种失去、浪费。

我从一个小女孩尝试写自己的名字开始谈起，说到这件事和写作的关系。但接下来，我要请诸位进入到泽诺·柯西尼的字里行间，他是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伟大作品—《泽诺的意识》的主人公。在这本书中，斯韦沃也描述了泽诺费力地写作，在我看来，他的努力和塞西莉亚很类似。我们看一下这一段：

吃过午饭，我舒舒服服躺在“俱乐部”沙发上，手里拿着铅笔和纸。我的额头很平展，因为脑子彻底放松了下来。我觉得，思绪像是与我分开了，我可以看着它在起伏、上升、下降……不过，这是它唯一的活动。我为了提醒它：它是思绪，任务是揭示自己。我拿起了铅笔，这时我的眉头皱起来了，每个词都由好几个字母组成。当下迫切地浮现，让过去变得模糊。

一个写作的人，从自己如何艰难开始写作写起，这比较常见。我觉得从古到今，很多作家都提到过这一点。通过写下来的文字，我们把充满幻影的“内心世界”拉扯出来，这种方式难以捕捉，在文学讨论中要更加重视。我也深受诱惑，痴迷于收集相关的例子。我从小读到斯韦沃写的这一段，它一直很吸引我，我不断写作，虽然我觉得写作很难，结果通常让人失望，当我读到斯韦沃的这段文字，我确信泽诺遇到的问题和我很类似，但他懂得更多。

斯韦沃，就像你们刚才听到的那样，他强调说，一切都源于一支笔和一张纸。然后他揭示了一种让人惊异的分离：写作的人的“自我”和他的思绪分开了，在分开的同时，他能看到自己的思绪。那不是一个具体、固定的意象，他的“思绪—幻象”处于动态，它会起伏、升起、落下，在消失之前，它要揭示自己，准确动词就是这个—揭示，这个动作意味深长，让人想到它是用手完成的。那些浮现在我眼前的东西—动态的、活生生的东西，应该“用拿着笔的手捕获”，在一片纸上变成写下来的文字。这看起来很容易操作，但泽诺的额头开始是平展的，现在皱了起来，对他来说，这很艰难。为什么呢？斯韦沃提出了一个很吸引我的看法。这种艰难源于当下—当下的所有事情，包括一个字一个字正在写作的我，也没法让“思绪—幻象”停留，清晰地呈现出来。当下首先呈现出来，过去总是趋于模糊。

读了这短短的几行，我把讽刺过滤掉，强行让自己接受它们。我想象一种对抗时间的奔跑，在与时间的赛跑中，写作的人总是会落在后面。实际上，那些字母迅速排列在一起，它们强行出现，幻象转瞬即逝，写作总是不太精确，让人遗憾。写作需要太多时间来呈现脑波的活动，“好几个字母”写得太慢了，它们费力地呈现过去，而它们也正在成为过去，很多东西都会遗漏。当我重读自己写的东西时，感觉有一种声音从我的头脑里冒出来，会传递比文字承载的更多的东西。

小时候，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想过：我头脑里有一个外人的声音。没有，我从来没有这种病态的感觉。但当我写作时，事情越来越复杂，我会读很多书，所有我喜欢的书，基本上都不是女性写的。我觉得，从纸上传来的是男人的声音，那种声音占据了我，我想尽一切办法来模仿它。在我大约十三岁时，这是一段很清晰的记忆，我感觉自己写得好时，我觉得是有人在告诉我该怎么写、怎么做。有时是一个男性的声音，但他是隐形的，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和我年纪相仿，是个成年男子，还是说他已经老了。更多时候，我必须承认，我想象自己虽然是女儿身，但却变成了男性。幸运的是，这种感觉在我青春期结束时就基本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