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小说作为一种多元化的文学形式，以其形象生动的形态展现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意蕴，并因题材差异出现很多不同的分支，“侠”题材就是其中之一。“侠”的概念由来已久，而小说中的“侠”亦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衍生新的内涵。宋代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侠”题材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受到宋代特殊的思想文化浸润，这类小说既有继承，也呈现出一些截然不同的特质。

游侠遗风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序》对“侠”的品格有极为经典的论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成，不爱其躯。”后世亦多以重然诺、轻生死作为衡量“侠”的标准。司马迁盛赞了他笔下能够称之为“侠”者的一诺千金，言信行果，以为尽管“其行不轨于正义”，但他们的“侠骨”仍令人感佩不已。

宋代传奇中的一些形象沿袭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诺千金的品格。他们或重恩义、为朋友两肋插刀；或使酒任气，为弱者鸣不平；或快意恩仇，血债血偿。《王实传》中，王实母亲与同乡张本有私，致其父蒙羞而死。王实自知能力有限，不足以为父报仇。他与狗屠孙立为酒友，且时常以钱物贶之，孙立对王实的眷顾感动不已，决意“彼以国士遇我，吾当以国士报之”。王实提出代报父仇的请求后，尽管当时孙立的妻子已身怀六甲，却仍旧以死尽义。而后甘愿领罪，绝不牵连王实。断狱的太守由衷慨叹：“真义士也。”孙立颇有太史公笔下“为知己者死”的游侠风范。李德裕《豪侠论》云：“夫侠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这里把“义”作为“侠”的第一要旨。《释名》言：“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古人以“宜”释之，意为“正当”。但所谓“义气”更多来源于市井，遵循的是下层百姓之间守望相助和知恩图报等原则。孙立言必信、行必果，不负朋友所托，最终以性命还报王实，确有古游侠之风。

另外，“侠”也同样强调不计回报的仗义执言和拔刀相助。《刘元八郎》中，林氏等负债夏主簿，久索不还，诉于州府。掾吏受贿，更换簿籍，反将夏主簿下狱：

郡有刘元八郎者，素倜傥尚气，为之不平，宣言于众曰：“吾乡有此等冤抑事，夏主簿陈理酒钱，却困坐囹圄，何用州县为哉？恨不使之指我为证，我自能畅述情由，必使彼人受杖。”八人者浸浸闻其语，惧彰泄为害，推两人饶口舌者隔手邀刘，与饮于旗亭，摘语兹狱曰：“八郎何必管他人闲事，且吃酒。”酒罢，袖出官券二百千畀之，曰：“知八郎家贫，漫以为助。”刘大怒骂曰：“尔辈起不义之心，兴不义之狱，今又以不义之财污我。我宁饿死，不受汝一钱饵也。此段曲直虚实，定非阳间可了。使阴间无官司则已，若有之，渠须有理雪处。”呼问酒家人：“今日所费若干？”曰：“為钱千八百。”刘曰：“三人共饮，我当六百。”遽解衣质钱付之。

小说并未言及刘元八郎与蒙冤下狱的夏主簿之间有何渊源，这更让读者对他的义举由衷钦佩。为素昧平生者的冤屈鸣不平，并随时打算为他作证；虽一贫如洗，但不论对方如何利诱，都不为金钱所动，以道德和正义为处世准则。“韩子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的本意是认为一些逞勇斗狠的人会成为社会的隐患，需严明律法，方能获得社会的稳定。但后世往往断章取义，认为“膂力”和“武艺”是“侠”的基本要素。就以上作品而言，单以“武艺”论侠当不尽然。小说中主人公的武艺也许并不足道，但他们在权豪势要的压迫和欺凌下不计得失、患难相扶，彼此以道义相期许，这便足以称“侠”，他们的义举也成了下层百姓亟须公平正义的情感寄托，这也是“侠”题材广为流播的原因所在。

宋人笔下的“侠”恩怨分明，为恩义慷慨赴死，复仇亦干脆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