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力以同志是一位出版界非常受尊敬的老同志、老一辈出版家。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开始，他就在出版领导机关工作，并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后期又担任第一负责人。他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忠诚，倾注在新中國的出版事业上面。他的光芒四射的经历，与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的经历是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缩影。

在中央出版领导机关工作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许力以同志在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于1951年7月到中宣部出版处工作。到1987年1月，他从中宣部出版局岗位上退下来，在出版领导机关共36年。除了“文革”那几年被迫停止工作以外，他是长期地、连续不断地在中央和国家的出版领导机关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领导人。

据我所知，在老一辈出版领导人中，属于这种情况的，没有第二人。有的老一辈领导人，中间到基层出版单位工作了几年，没有连续不断地在中央出版领导机关工作；有的老一辈领导人，后期到基层出版单位工作，在中央出版领导机关工作没有延续到最后。

许力以同志在中央和国家的出版领导机关工作的经历，大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51年7月进出版处，到1966年6月开始为止。当时的出版处，实际是局一级机构。叫处不叫局，是当时中央机构的体制决定的。其中，1957年初至1961年3月，曾经一度叫新闻出版处。

这个时期的初期，许力以同志没有担任行政职务，只是一名“大干事”。但是，他是局级干部，工资、医疗和就餐都享受局一级待遇，而且长期担任出版处党支部书记，所以一直发挥领导干部作用。1961年初开始，担任新闻出版处副处长。此后，就是他和处长包之静同志共同领导新闻出版处和出版处的工作。

第二个时期，从1973年5月至1982年4月止。他在国家出版局工作，先后担任出版部主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局党组成员。

第三个时期，从1982年4月至1987年1月离休为止。他在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工作，一直担任局长职务。

第四个时期，从他于1987年1月离休以后开始。这时，他名义上是赋闲在家，实际上还是一个忙人。他还继续担任新闻出版署和总署的特邀顾问，先后担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和顾问，并长期担任中国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会长。他还继续领导实施多项图书出版重大工程项目。可以说，他还继续发挥着领导影响力。

在他第一个时期的后半段及第三个时期，我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对他的出版活动，知道得多一些。其他几个时期的出版活动，我也有所闻，但是知之不详，其他相关同志比我知道得多。

在新中宣部时期，主持制定出版工作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在新中宣部时期，许力以同志主持制定我国出版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并领导解决出版工作中一些重大的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里说的新中宣部，是与老中宣部相对而言的，指的是“文革”后于1977年10月新建的中宣部。新中宣部成立后，又分为两个阶段。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此前是新中宣部第一阶段，仍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此后是新中宣部的第二阶段，开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新的指导思想来指导宣传工作。

许力以同志是1982年4月起担任新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到1987年1月离休，在岗位上长达五年。他主持制定的出版工作方针政策很多，我这里只介绍一部分，可以看到他在改革开放时期所作的工作。

1979年至1985年，他多次主持召开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出版工作会议，并主持制定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出版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措施。

这里只介绍两个文件。

第一，《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央宣传部于1982年6月1日发出通知，转发了这个《纪要》。

《纪要》说，与会同志重新学习了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3月30日提出的理论工作者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写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书籍和读本的指示，学习胡耀邦同志于同年4月4日提出的出版部门要加强政治理论基础读物特别是通俗政治理论小册子的编辑出版工作，至少可先出十本的指示（十本书是指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员课本、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哲学常识、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法律基本知识、国际共运通俗讲话、中国通史简编、社会发展史通俗讲话），回顾执行这些指示以来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的编写出版情况。三年来，全国共出版这类读物353种，发行9000多万册。接着，《纪要》强调以下几点：（一）最根本的是要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端正态度，努力抓紧抓好。（二）建议有关出版社要抓好这类读物的重点书，根据新的形势，提出新的选题，调整原来的出书计划。（三）希望中央有关单位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继续在掌握指导思想、制订选题计划、培养作者队伍、推动书评工作等方面，给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