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图书的两种错误

图书的错误通常分两种，一种作者造成，一种编校失误。作者水平不够、记忆失误，或者写作态度不端正，往往造成知识性差错；编校者水平不够或者编校不认真，看不出错误，就导致白纸黑字、谬种流传。现在的图书生产，编校工作者常常面对的是作者所赐电子稿，固然会因排版技术原因和编校妄改而产生新错误，但客观地说，大部分的差错，源头还在作者身上。《博览群书》开设“错了吗”专栏，号召学有所长的读书人为优秀出版物做检查，以减少图书差错，这真是一项好事。我读过几篇挑错文，其中某些指瑕，见仁见智，未必真是错误。比如本期萧跃华先生指出的八处讹误，第一处“入成均者”我觉得无误；第五处“九江和湖口”之差，约跟“西湖是在浙江还是杭州”一样，定位精细程度有别而已。实在的错误中，既有知识性差错，作者难辞其咎；亦有编校性差错，编辑不能逃责。作为一个编校工作者，这样说难免有“不求诸己反责于人”的嫌疑，毫无担当，但确实是我近十年来越来越明晰的认识。直截了当地说，有的书无论编校工作者怎么努力，它就不可能合格。我很想呼吁：在图书质量检查时，请区别作者写作的知识性差错和编校造成的文本差错。不要把那些作者才能解决，才该解决的问题，统统算到编辑头上，计入编校差错，并以此评价编辑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如今出版界，相对于作者，出版社处于弱势，对于名家尤其如此。有的人甚至蛮横地要求“限时出书，不得改动一字”。他宣称文责自负，可一旦批评来临，就马上说“手民之误”。出版社含泪收回图书，报废化浆；编辑和校对都被扣钱，还要被处以若干年不得职称晋升的处罚。作者的稿酬，却不会退回一分。出版实践中，编校与作者亲密合作，彼此成就，确实催生不少佳作，多年后也成业界佳话，比如周振甫审读钱钟书《管锥编》、沈玉成润色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但佳话之所以是佳话，就在于它罕见。它是业界天花板，而不是业界平均线，自然我们应视为榜样，努力追求，但若以此作为评价的起码标准，那显然是“挟泰山而超北海”，非不愿也，实不能也。当然，我也认为，编校工作者应该尽力消除一本书中的所有错误，不管这个错误源自何处、源于何人。只要确实是错，白纸黑字面前，站直了挨打是唯一正确的应对之法。同时，我也希望，全社会关注图书质量的读者，也应关注作者的知识性差错。源清才能流洁。学识渊博、认真写作的作者成为主流，欺世盗名、东拼西凑的作者无立足之地，再辅以平均线水准的编校，我们的图书质量才能越来越好。

——？？况正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

我通读过31册《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2012年12月版，以下简称全集）。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江忠源、曾国荃、杨岳斌等湘军将帅著作也稍有涉猎。看到素来敬重的唐浩明先生领衔推荐《湖湘世家：鼓磉洲罗氏》（岳麓书社2020年3月版，作者罗宏，责任编辑蒋浩、冯文丹、谭媚媚），赶紧求赐签名本，一口气啃完这部皇皇大著，写下3200字书评《鼓磉洲罗氏：显望湖湘五百年》，连同挑出疑似差错快递广州罗宏先生审定。半个月后短信追问：“收到没有？”罗宏先生回复出差湖南已半月，“等我回去再拆看”。这一等就是九个多月：

萧先生，很抱歉，我回广州后一直忙于各种事，妻子也忘了将你的阅读意见转我。直到近两天才看到你的意见，失礼了！请原谅！感谢你认真读完拙作，还写了评论，并提了商榷意见，真感动！拙作推出后，获评湖湘好书，第一次印刷六千册半年内售空，在大疫年是喜人的纪录，媒体评价亦不错，但是像你这么认真的审读者还真没有，再次感谢并致歉。对你提出的意见，将认真考虑，争取修订版改进。并解释一下，我多用引文且有重复，除了考虑不周外，主要是怕学界有人认为我凭空书写，自吹自擂，故总是出示史料印证。结果就有些累赘了。总之，谢谢你的关注！

罗宏先生基本认可拙见，我即将拙稿推荐《北京日报》（载2021年5月11日），据说反响不错。“错了吗”营业，我将原本秘而不宣的这些文字充当“病例”，公之于众，内心忐忑不安。

先说八处阙误。

其一，第27页上数第6行：“族谱记载，罗瑶子孙登仕者六人，庠生、贡士、进成均者十余人，令乡邑刮目相看。”“成均”，周代大学名。马一浮作《浙江大学校歌》有“国有成均，在浙之滨”名句。此意今人多不明白，能否直譯“大学”或“成均（大学）”？“进成均”（进大学）之“进”疑是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