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的《刘项原来不读书》围绕读书、写文章、发文章等学术生活的各个面向，以诙谐的随笔体首次“披露”了与几个学术刊物的交往“秘史”，显示出文学性和趣味性互为表里的个人风格。“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唐代诗人章碣的诗句，本义是为了讽刺秦朝反智主义的草莽暴政，被作者转义用作读书人的自省之词。阅读该书犹如看电影彩蛋，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本身被再叙述为一个复杂生动的文学发生现场。这一现场主角不再是作者一人的独角戏，而是作者和编辑的二人转，这种反转试图从发生学的角度撬动论文体的坚固表层，进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大众化，勉力通过一种新的文学理论的言说方式建构某种整体性的文学生产过程。

“独创性”向“生产性”转换作者与编辑的双向奔赴

人们在日常文化中所能找到的关于文学的想象，都专横地集中在作者个人的才思方面，好作品的解释权似乎专归作者所有，作者作为天才可以为艺术提供规则，李白的作品是他快意人生的见证，凡·高的作品是他激情的记录，康德的批判是他刻板人生的体现。同理，赵勇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是他书斋生活的代表，但是作品不仅是作者独立意志的产物，也体现社会关系的总和。学者治学，离不开学术刊物的支持提携，确切地说，离不开刊物编辑的策划、编撰。作者在天马行空创作时，需要编辑审时度势为其厘定边界。

文学研究本身是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往往被作者署名单一化了。学术论文在公开发表之后，其实这些复杂的生产过程都被抹除了，我们面对硬核的学术研究文章，都专横地将解释权归于作者，肯定作者獨一无二的创造性，认为作者像上帝一样，可以“无中生有”创作作品，主体性哲学和浪漫主义诗论所建构的关于作者的刻板印象一直被当成作者形象的经典范式，这一范式将作者塑造成一个感性自由、离群索居、超越功利的独创者形象，进而忽视了作者作为生产者的重要维度。事实上，作者始终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存在。艺术家运用专门的艺术技巧，将语言与经验的材料变为既定的产品。这种生产没有任何理由比别的制造来得神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作家的艺术活动绝不是孤立的自我活动，而是与特定社会组织，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分工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莫扎特的《安魂曲》大部分不是莫扎特自己作的，而是其他作曲家创作和完成的；而拉斐尔本人“完成”的壁画却只占他的壁画中的一小部分……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像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

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对艺术生产领域的不同劳动关系做了精辟的分析，分工使得各种精神劳动由不同的人来分担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在20世纪的美国文学史上，有一位被誉为“作家编辑”的天才编辑麦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是出版界的巨星，他年轻的时候曾发现了 F.司各特·菲兹杰拉德、欧内斯特·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等多位年轻的伟大天才，挑战并掀起了一场20世纪美国文学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