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的一天，主编着“日知文丛”的谭徐锋先生问我能否编一本学术随笔集，我二话不说就应承下了。答应得如此痛快，是因为这些年来，我在正襟危坐搞研究之余也常常杂七杂八、乱写一气。这些东西，不是高头讲章，不是学术论文，写时没有藏之名山之心，过后也无敝帚自珍之念，就是写写而已。如今，有人约我出书，也算让它们有了一个合适的去处。因此，我首先要感谢徐锋君识货，其次还要感谢随笔这种文体——假如它不能兼收并蓄，慈悲为怀，我这些吃百家饭、穿补丁衣、长得磕碜又不施粉黛的柴火妞儿们去哪里找婆家？

现在婆家找到了，我便趁机说几句随笔。

壹

记得在《赵树理的幽灵》一书的后记中，我曾把我对随笔写法的关注和效仿上推到1988年。从此往后，我就时不时操练几下——或者在论文中融入随笔笔法，或者干脆把文章写成随笔，以使笔下文字不那么呆头呆脑。近几年来，我不但呼吁以“随笔体”“论笔体”行文，而且还提醒自己的学生如法炮制。我当然知道，在目前僵硬的学术体制下，如此做法既有一定难度，也存在着某种风险，但我还是仗着自己胆子大，有前科，挽袖撸胳膊向前冲了。何以如此？这个集子中有几封书信就在说这件事情。

写过几篇与刊物打交道的文章，这次也集中收录进来，以此见证我学术成长的一些片段。记得2020年5月，张燕玲主编与我通话说事，她先是夸我《大块假我以文章》写得有趣，末了嗔怪道：你说还要写与《文艺争鸣》《文艺理论研究》的交往，怎么也没见你提一句《南方文坛》？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才意识到我与《南方文坛》的故事也是很值得大书特书的。我至今未写，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还不够丰满，想让子弹飞一会儿，或许是我还没找到写作契机。

是的，我是准备写一写那些流年往事，打捞一些记忆，抒发一些感慨，以便述往事，思来者，与往事干杯，为来者鼓劲。这样，我那种灰头土脸的学术生活才有可能被赋形，甚至稍稍有那么点人模狗样。我总觉得，我能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是与诸多刊物关爱、诸多老师栽培密不可分的。君不见，有人扬名立万之后，就忘恩负义，就过河拆桥，就觉得自己会做《屁颂》妙文，江上有奇峰，天生一个仙人洞，然后便“志气舒展，望森罗殿摇摆而上”。这当然不仅是本事，而且还是秀才本事，但我学不来也做不到。

于是，我也选了几篇写童庆炳、程正民等老师的文章。当然，它们只是议论文的代表，更多写老师的记叙文收录在我那本即将面世的《人生的容量》中，那本书的定位是散文集。

也选了一篇关于读书的长文，以此呈现我阅读生活的一个面向。实际上，单是有关阅读的文字就可以出一本随笔集了。记得大约十年前，当我把那些篇什拢成一堆时，一个书名——《我读故我在》——也油然而生。但瞧瞧其中货色，不免又有些气馁。那里既无“挑灯闲看《牡丹亭》”，也无“咱们两个学《毛选》”，有的只是关于《Q版语文》《屠夫看世界》之类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