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的历史要追溯到遥远的远古时期，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演变，酒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总是能够从酒中找寻到契合点。试想，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离开了酒将会怎样？人们可能会失去太多的情感表达，乐趣、悲伤与愁苦将会平淡无奇；也可能会与现存的文化经典擦肩而过，《将进酒》的诗句定然不会成为千古绝唱；抑或会降低生活的品位与哲学的思索，酒神精神的光芒也会暗淡无光。

酒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物质而存在的饮品，更重要的是它已然内化为了社会文化而存在，已经深深地印刻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之中。古代传说中有酒的故事，书法艺术中有酒的激荡，甚至在古老哲学中都可以析分出酒的元素。

在众多酒文化之中，文学创作与文人情感更是充斥着浓郁的酒气，散发着耐人寻味的色彩。自古文人多好饮酒，“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酒与文学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文人如果一生中与酒无缘，也或许难以成就传世的经典佳作。在本期的栏目中，我们另辟蹊径，跳出对文学创作者和文学作品传统的美学审视，转而从他们日常生活中几乎被我们所忽略的嗜好入手，从酒与人、文与酒之间关系的阐释中，探寻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与作品审美特性。

——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郭沫若的日常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擅长书法、爱好古玩、喜欢收藏等方面已被我们所熟知，但他一生颇好饮酒、酒友众多，在各种酒局中留下了诸多可供传颂的历史故事。诸多中国现代文化名家，如胡适、郁达夫、徐志摩、老舍等人的日记、回忆录等，就多次记载了与郭沫若相约畅饮、酒酣赋诗、谈天说地的欢愉场景。

壹

郭沫若一生参加的酒局众多，如果非要在其中选出影响力较大，后人反复提及、记录，且较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酒局，那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邀约胡适、徐志摩等文界翘楚参加，并在其间的“亲吻”胡适的酒局了。

当事人胡适在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曾对此酒局有过详细记述：

沫若邀吃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这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郭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沈卫威编《胡适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另一位当事人徐志摩也在《志摩日记》中记录道：

前日沫若请在美丽川，楼适庵适自南京来，故亦列席。饮者皆醉，适之说诚恳话，沫若遽抱而吻之——卒飞拳投詈而散——骂美丽川也。

胡适与徐志摩日记有关1923年10月13日的记述基本可以互相印证这么几个事实，一是此酒局是郭沫若主动组织；二是参加者共七人，并且都是当时文化领域的名人；三是酒局氛围融洽和谐，当局者几乎都过量而醉；四是醉后都有较为冲动的举动。其实本次酒局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应为，郭沫若为什么请客，特别是他为什么对胡适作出了如此夸张的动作呢？

这是一场和解酒局，并非一般朋友间闲谈聊天，如要仔细梳理它的前因后果，其间寓意会不言自明。胡适在1923年5月25日的日记中记录如下：“出门，访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结束了一场小的笔墨官司。”此条信息至少传递出这样一条信息，那就是胡适与创造社核心成員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如果聚焦于“五四”文学现场，就会发现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同仁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发生过大大小小的论争、论战不在少数，特别是与胡适之间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1921年白话新诗集《女神》出版发行后，虽然郭沫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上声名鹊起，但相较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而言，郭沫若毕竟还仅仅只是一名崭露头角的新人，当时的文坛红人非胡适等人莫属。从新诗集出版的时间来看，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自然要比《女神》引领了风气之先，但《女神》的出版发行，乃至被青年人所追捧的现实，的确挑战了胡适的权威地位。两个同样有着远大抱负、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隔空较量也自此拉开了帷幕。非常巧合的是郭沫若与胡适的第一次会面与相识，也是始于一场酒局，他们同赴了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邀约众友的聚会，但是俩人的彼此第一印象并不好，胡适认为郭沫若“颇有文学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