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老舍纪念馆内，有两件展品很有些与众不同，一是老舍教书时曾使用的一套小开本《辞源》，一是老舍在伦敦时用过的一只小酒壶。它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老舍早年生活中出现的小物件，居然能跨越不同时代，随老舍本人辗转各地，而始终留存在作者身边又最终能被人们看到，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不同于鲁迅、郭沫若和茅盾这些出身富庶家庭的子弟，老舍幼年至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实物已无迹可寻，所以这两样早期物品就显得格外珍贵。特别是那只小酒壶，除了下方简短的一句“老舍在伦敦生活时，冬季随身带此酒壶，以驱湿寒”以外，在几乎所有老舍生平资料中都没有更多提及，而这只看起来颇为普通的小酒壶似乎又潜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过往，诉说着老舍与酒的不凡因缘。

壹

大凡文人与酒，从来都是一个纠缠不休的恒久话题，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于是曹植、阮籍、陶潜、李杜、苏辛，芹圃皆成了酒病花愁之辈；海明威、威廉斯、贝里曼和卡佛等外国作家也用尽一生诠释着高阳酒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约文人更易伤春悲秋，因而他们和酒的故事似乎总也说不完。老舍这位中国现代文坛上的著名作家，自然也和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假若专门枚举民国知识分子酒人酒事，老舍一定位列其中。

老舍出身旧京下层旗人之家，自幼家贫，他的童年很可能与酒不曾发生什么关系。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酒饮应当不是生活必需。一岁半，老舍父亲在庚子国难中殉职，此后全家仅靠母亲一人操持，在如此环境成长起来的少年舒庆春，酒对于他而言多少会显得有些陌生而遥不可及。老舍真正与酒发生关联应该在他师范毕业，担任小学校长不久又擢升为劝学员的前后。据他在回忆文章《小型的复活》一文中写道：

由家里出来，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因为看戏有了瘾，我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颇好喝，凑上二三知己，便要上几斤；喝到大家都舌短的时候，才正爱说话，说得爽快亲热，真露出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来。

1918年，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今方家胡同小学）担任校长。两年后因治校有方，深受师生爱戴而被京师学务局于1920年9月提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负责掌理城北地方教育事务，有点类似今天教育局下派到各个学校检查教学工作的教研员和督导员。虽然管理区域不小，但工作清闲，自由度高且收入不菲。当时劝学员的月薪120圆大洋，几乎是此前小学校长薪水的三倍。老舍一度在翊教寺胡同（今育幼胡同）的一幢公寓租住。虽然职务升迁，但是老舍在工作中还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阻力，正直善良的性格渐次不见容于官场，由此陷入了终日幻灭与彷徨之中。在同住的青年同伴的熏陶下，青年老舍学会了吸烟、饮酒、打牌和听戏。老舍人生第一次醉酒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再加上彼时为反对母亲擅自做主安排的一桩婚事，老舍急火攻心大病一场。病愈后他戒除了不良嗜好，搬离了青年公寓，辞职去学校教书。如果回顾老舍与酒的初始关联，看似是受到周边环境的不良引导所致，不如说还有另一层原因——这是老舍对于自身早年贫寒生活的一次恶性补偿。月薪120圆在民国初期的北京属于高收入群体，近似于今天的白领。这样就可以理解老舍的挥金如土与烟酒无度的生活均是对过往长期贫寒而压抑生活的某种逆反。

通过与酒的初次接触，我们发现老舍十分善饮，这背后或许还有老舍身体里潜藏的满民族基因的缘故。满族原本生活在东北地区，尚义好饮，酒量颇大，尤喜烈性白酒。《大金国志》曾记载，每逢婚宴或节庆之际，女真人“以酒馔往，少者十余车，多至十倍”。满人每天一项日常事务就是喝酒，每喝必劝，尽醉而归。可见，善饮是满族人的民族传统，老舍身上则完美地继承了满人祖先好饮的独特基因。

贰

1924年9月，老舍抵达英国伦敦，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开启了为期五年的执教生涯。开头提到的那只小酒壶应当就在此时登场了。这是一种锡质扁酒壶，容量大约8盎司，能装4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