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善做菜，是出名的，汪曾祺爱喝酒，也是出名的。看汪曾祺谈吃，是极治愈的，一切细碎的事里，都透着有底子的讲究。他写如何逛菜市场，写如何推敲菜谱，写自己或他人逢着佳肴时心底泛起的欢喜，甚至就连写小说写到春来蒌蒿遍地芦芽短，都不忘特意加注，带上一笔吃食。

小说《大淖记事》：“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我在书页下方加了一条注：“蔞蒿是生于水边的野草，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叫做‘蒌蒿薹子’，加肉炒食极清香……”

与其说汪曾祺懂吃，不如说他懂得在人间生活的道理，有趣的从来不是外物，而是人本身，怀抱诗意环顾俗世，才写得出好得不安分、蓬勃得几乎能跃出纸外的句子。据其子汪朗回忆，汪曾祺生前说过自己不属于“乡土派”，但觉得将他列入“京派”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京派”里的林徽因、废名、沈从文，都是他认可的作家。汪曾祺将“京派”的趣味揉入市井生活，看人间草木，知春秋荣枯。

汪曾祺一生与酒投缘，算得“自在酒仙”，诗可怡情，酒助悟道，他在70岁生日当天写的《七十书怀出律不改》，便是先从“酒”落笔：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

人生七十古来稀，历经失意、得意、非议，然后自有天地，仍能时时发现清澈的诗意。汪曾祺终究没能走完期许再有的十年，而是在77岁那年仙逝，故世前不久，还曾远赴蜀地参加笔会，顺道品尝佳酿。

汪曾祺自述，“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吃酒”，父亲喝酒，“给我也倒一杯”。《钓鱼的医生》里的王淡人，垂钓时“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炭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姜葱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钓上鱼来就手刮洗烹煮，然后“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在这个人物身上，便有汪曾祺父亲的影子。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汪曾祺曾醉倒路边，幸得其师沈从文发现：

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

为文、为人都极挚诚的沈从文，见学生如此，醉了便扶归，醒了便揭过此篇，并没有别的话。汪曾祺能够喝到这种境地，兴许也只在早年间，邓友梅在《再说汪曾祺》中则如是描述汪氏酒风：

曾祺嗜酒，但不酗酒。四十余年共饮，没见他喝醉过。斤澜有过走路撞在树上的勇敢，我有躺在地上不肯起来的谦虚，曾祺顶多舌头硬点，从没有过失态。

其中描写明显是矜持得多了。

对于汪曾祺这个有写作天赋的学生，沈从文素来是在意的，沈从文在1941年2月写给施蛰存的信中特地提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有时，这份赏识可能就存在简素的一盏酒里：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一晃数十年过去，汪曾祺仍没有忘记师生在街头浅酌的这一幕，郑重其事地将它与其他有关沈先生的往事叠在一起，拼成温暖而有光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