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西北有其特殊的军事地位和人文意义。甲骨卜辞中多有与“西土”“西北”相关的卜问，著名的西北昆仑墟，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是“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而上古至秦汉的历史，也让太史公得出了“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结论。直至南宋时期，仍有“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的名言。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后，西北又成为丝绸之路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佛教东传的通道。仅此数端，也可见西北在中国政治、军事、文化乃至宗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古代诗文中，西北的上述文化积淀，多通过特殊的地理、气候、民风及相对频繁的战事叙写予以呈现。白草黄沙的地域风貌、金戈铁马的英雄豪情，构成了“西北”与“江南”迥然有别的文化符号。本栏目的三篇文章选取三个典型个案，或梳理庾信诗赋中的“伤心”长安，或为我们展示了王维笔下的西北风物和民俗，或对北宋仁宗朝有关宋夏战事的西北书写加以细致剖析。其中后二者又從一个侧面突显了唐、宋之“西北”的不同。而在当今“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背景下，重温历代文人笔下的“西北”，品味其文学魅力、文化蕴涵的同时，或许从中也可获得若干现实启迪。

——刘怀荣（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庾信（513-581），字子山，是南北朝时由南入北的大文学家。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庾信出使西魏，未终使命，西魏大军攻破江陵，被迫流寓长安。庾信先后仕于西魏、北周，直至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去世，在北方生活了27年之久，再也没有回到南方。庾信在北朝时虽有外放经历，但任期都不长，所以更多时候在长安。长安是西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也是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建都历时最长的都城。庾信诗赋有关长安的书写，多融入了个人经历和家国之悲，成为西北书写的典型个案之一。

昔日东陵侯？惟有瓜园在

庾信对长安的书写受到汉代长安及其文学的影响。“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班固《西都赋》），长安作为汉代帝都，是大汉帝国文治武功的象征。在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屡经战乱，遭到战火焚毁，汉长安的雄风不再。南朝文人又大多没有亲临长安的经历，因而他们笔下的长安多从传统文学的相关书写间接而来。如汉横吹曲辞虽均已失传，但在梁陈文人拟作的汉横吹曲辞《长安道》中，还是保留了他们对长安的想象：“金槌抵长乐，复道向宜春。”（梁简文帝《长安道》）“远听平陵钟，遥识新丰树。合殿生光彩，离宫起烟雾。”（庾肩吾《长安道》）“章台京兆马，逸陌富平车。”（顾野王《长安道》）庾信部分诗赋也因循前代文学对长安的描写，将汉长安作为历史文化符号。如《春赋》写建康春色，却提到汉代的宫殿园囿：“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开上林而竞入，拥河桥而争渡。”又如作于入北之初的《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其四）：

直城风日美，平陵云雾除。

来往金张馆，弦歌许史闾。

凤台迎弄玉，河阳送婕妤。

五马遥相问，双童来夹车。

前两句写长安风景之美，后面几句借历史人物写权门贵戚的饮宴，也是化用“适逢两少年，挟毂问君家”（《长安有狭斜行》古辞）及“不知何年少，夹毂问君家。”（《相逢行》古辞），表现长安城的繁华热闹，而非写实。

当庾信羁留长安之后，甚为西魏、北周皇室礼遇，故经常出入于长安皇家宫苑。校猎是他参加较多的活动之一，也多见于诗中。如：“上林遇逐猎，宜春暂合围。”（《见征客始还遇猎》）“比来多射猎，惟有上林中。”（《咏画屏风诗二十四首》其十八）“观兵细柳城，校猎长杨苑。”（《东狩行四韵连句应诏》）“校战出长杨，兵栏入斗场。”（《从驾观讲武》）上林苑本是秦旧苑，至汉武帝时重新扩建，是天子游猎之所，规模宏伟，“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P230）。司马相如《上林赋》、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对上林苑的环境和帝王的射猎活动都有详细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