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作为中国文学中的经典地域景观，以绝漠黄沙、渺无人烟迥异于山清水秀的江南。按照今日行政区域划分，西北多指陕、甘、青、宁、新等地。作为与东南政权核心区域相对的空间概念，历史上的西北因王朝疆域变迁代有变异，唐代远至安西，宋代因“西北二方，复相交搆，夹困中国”（范仲淹《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空间大为缩小，但文学书写渐趋稳定深刻。其中，仁宗朝宋夏战争的焦灼局势与和议走向成为朝野上下的关注焦点，引发西北书写热潮，影响了宋代文学地理的书写模式。

承平废边事？备预久已亡

尽管中原、江南长期占据文学版图的中心，但宋自兴国以来始终面临西夏与辽的威胁，战事紧张与否造成间歇性的“西北热”。仁宗宝元元年（1038），西北因党项首领李元昊叛宋称帝，建号大夏，战尘复起，夏又遥引辽为甥舅之邦，倚辽抗宋，边事骤然告急。仁宗下诏察访“吏民习知边事及有武干者”，一时“上封论列边事者甚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西北因此进入文人视野。如石介《西北》诗所言，“吾尝观天下，西北险固形。四夷皆臣顺，二鄙独不庭”，西北主要指宋与夏、辽的交界处，包括宋廷境内的秦凤路、永兴军路、河东路乃至河北西路一带，即今四川、陕西、甘肃、山西与河北北部等地。“定襄地域俄連震，莱牧男儿忽议兵”（石介《寄赵庶明推官》），西北书写首与兵戎相关，从记录战事、聚焦战场到反思战败，始终笼罩着失利阴影。

仁宗朝西鄙用兵以来，“大小凡经十余战，而每战必败”（富弼《论河北七事奏》）。战事始末关节均在诗中有所反映。祖无择《夏州叛》诗即记录李元昊据夏州叛宋一事，此为战事肇始，尚显粗略。随着战事推进，梅尧臣《寄永兴招讨夏太尉》诗，详尽叙述三川口战败始末，其败源于边帅范雍昏懦躁进，而新任将领范仲淹、韩琦、夏竦意见不一，将士临敌怯战，“遂令士卒愈沮气，欲使乘障胆不张”，进而导致好水川之败。苏舜钦与弟苏舜元联吟所作《瓦亭联句》诗，记录定川寨之战的关键——瓦亭之战，西夏再度用老弱疑兵，宋军却“不知饵牵落槛阱，一麾发伏如惊飙”，战败后任西夏纵兵劫掠，朝野激愤。其中“苍皇林间健儿妇，剪纸沥酒呼嗷嗷”数句，写妇孺剪纸招魂，与杜诗意旨仿佛。至若刘攽《闻西戎乞降》《西戎》分写西夏乞降和元昊陨身。如此种种，皆可与史书相参证。

宋夏之战“系累杀戮不啻十万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战争的残酷突破边塞文学的陈旧意象，诗人以写实笔触聚焦战败场景。战事初兴，宋于大河曲与夏交战大败，“忆昔万人出，今还一身复”（刘敞《没蕃土》），继之以好水川之败，“大将中流矢，残兵空负戈”（梅尧臣《故原战》），逃生士卒亲述战况惨烈，“纵横尸暴积，万殒少全生”，“野貛穿废灶，妖鵩啸空营”（梅尧臣《故原有战卒死而复苏来说当时事》）。定川寨之败又是“流血丹川原，积尸委山谷”（刘敞《闻伯庸再安抚泾原》），可与王尧臣奏疏“使数万之众投于死地，劲兵利器如委沟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语相补充。暴力、伤害与死亡作为核心记忆，突出了战争的灾难特征。至如“试看昆阳下，白骨犹衔镞，莫愿隍水头，更添新鬼哭”（梅尧臣《昆阳城》），尸骸枕藉、鬼怒人怨，在民族正义界限清晰的官方叙事之外，呈现了彼时充斥混乱、不安和创伤的精神图景。

战争失利固然与军事实力有关，但宋初奉行“屈己为民，息兵讲好”（脱脱《宋史》），疏忽武备是为主因，这一理性批判精神贯穿于战争书写的始终。景祐元年（1034），宋军在庆州节义峰中伏大败，苏舜钦作《庆州败》诗批评天下承平，军务废弛，已可预见后来宋夏战争走向。宝元二年（1039），苏舜钦作诗再论边界危急，朝廷任用不明、赏罚颠倒、陷于党争内耗，“恐其立异勋，欻然自超拔”，致使“关中困诛敛，农产半匮竭”（《己卯冬大寒有感》），延续了批判时政的勇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