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先生家喂了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猫，经常悄无声息地穿过猫洞，从这间房游走至那间房。偶尔亦可见它蜷缩在罗先生膝间打瞌睡。其时，躺椅上的罗先生必定在看书。罗婶则轻手轻脚，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罗先生居然欠欠身，说，谢谢。

倒脱靴十号是栋老公馆，红砖房子。离巷尾近，离巷口远。坐南朝北，但大门开得有些古怪，偏西北，斜斜地对着院子，估计与风水有关。大门上方横嵌一块花岗石，上刻“心远草堂”四个字，当取陶潜诗句“心远地自偏”之意吧，遒劲而清秀。“文革”初期“破四旧”，我大哥一时兴起，拿把榔头搭张梯子打算砸烂它，结果只砸出来几处白印子加几粒火星子。

大哥本来蛮懒，做事从不想出汗，加之仅仅打算出点风头而已，便不了了之。结果直到三十多年后倒脱靴十号被拆毁，“心远草堂”这块石刻才不知所终。

说此类建筑为公馆，其实并不确切。据说，公馆的本意应是“仕宦寓所或公家馆舍”，即旧时公家替在本地任职的高官建造，并非私人所有。但后来被引申为有钱人家在城里盖的高级私宅，也就约定俗成了。小时候，长沙人亦将住公馆叫作住“洋房子”，似乎更合适一些，因为公馆房子多为西式，中式少见。

我家是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搬进来的。房东姓罗，一位半路出家的医生，长相儒雅斯文，对人客客气气，邻里都称他罗先生。我家跟罗先生租下了朝北最大的一间，二十平方米左右，开三张床，晚上再用门板搭临时铺，能勉强挤下一家七口，父母和五个子女。不久，祖父与姑妈（我父亲的姐姐）也搬进来了，租了与我们房间相通的南房。因姑父原是一位国民党军官，年轻时风流倜傥，与姑妈的婚姻系双方父母撮合，两人谈不上什么真情实感，新婚未及两年，竟带了个越南舞女去了台湾，给姑妈留下一个刚满三个月的儿子，再杳无音讯。姑妈从此独身，带着儿子一直随祖父居住。

房东罗先生也有好几个小孩，其中一个与我一般大小。后来都在小古道巷小学读书，不过他甲班，我乙班。小学毕业后几十年再不曾见过面，但都还记得对方。早几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又恢复了联系，后来彼此还加了微信，在朋友圈里间或有些呼应。因为这幢公馆原本是他家的私产，我曾特意在微信里给他留言，想听他讲讲关于心远草堂最初的故事，后来因何缘由卖掉了，等等。罗同学的回信令人不无感慨。

他告诉我，他们祖上的湘阴老屋，就叫“心远草堂”。曾藏有不少古籍、字画及碑帖什么的，可惜毁于一场山火。抗战胜利后，祖父在长沙盖了这栋公馆，仍沿用此名，聊作纪念。至于后来卖掉，乃因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国家建设买公债，一时拿不出现金的无奈之举。

房子卖给谁早不记得了。

这事我倒比他清楚，房子卖给了一个做南货生意的资本家，号称长沙市的南货大王，叫李福荫。即心远草堂的第二任房东。

此外，罗先生所以半路出家学医，乃从祖父之命。因大女儿出生不久即死于缺醫少药的抗战时期，故祖父痛定思痛，嘱其务必弃商从医。所拜名医姚光仲就住在倒脱靴四号，即十号的斜对门。“心远草堂”在建的同时，罗先生亦购得黄兴南路一栋临街房屋，为行医开诊所做准备。这美好的愿望后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化为泡影。

对倒脱靴十号最初的印象，似乎已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因为其时我不过三四岁。大约是院子里正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很冷。堂屋搁了一盆炭火，时不时毕剥一声，窜出来几簇火星。房东罗先生穿一件蓝布棉袍，手捧一卷线装书在堂房里踱步，嘴里还念念有词。那时应该正是他拜师学医时期，在诵读什么汤头歌诀之类吧。

我跟罗同学则站在阶基上朝院子里屙尿，比谁屙得远。洁白厚软、尚无一只脚印的雪地上，顿时被两道小小的抛物线浇铸得一片金黄。还听见结了冰的玉兰花树叶发出悄悄的脆裂声。罗同学那个疯子姑姑（叫巧姑子）则在幽闭她的后院小屋里蓦然发出一声清籁：

“巧姑子要呷茶哒咧……”

巧姑子是罗先生唯一的妹妹。听大人说过，她是在大学里念书时，因失恋致疯的。

罗同学小时候脑壳很大，是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一般人都认为大脑壳愚蠢，罗同学用自己的大脑壳不声不响地推翻了这种成见。很可惜，如今要具体地回忆起小学里跟他有关的某件事，很难。因为他家早已搬离倒脱靴，在小古道巷小学我们也不同班，交往更少。倒是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片段却浮现在脑际。

比如说有一次，为了准备一组以做好人好事为题目的宣传栏，学校组织甲乙两班几个会画画的，包括我跟罗同学，集中在甲班的教室里画画。记得我画的是一位少先队员帮助掏粪工人推粪车。罗同学画的什么我当然忘了。忽然窗户外面飘进来一股似有若无的槐花的香味。我说，好香！罗同学连忙把铅笔搁在纸上，大脑壳转了一圈，很响亮地缩了一下鼻子，说，闻不出。

罗同学身上显然有他父亲的遗传因素。读书聪明得很。而且他们姊妹兄弟，个个会读书，个个性格好。从不跟人吵架，谦和而且沉静。从罗同学姐姐到罗同学本人再到他弟弟，臂上全都是三根杠杠，包揽了连续三届的少先队大队长，堪称小古道巷小学空前绝后的奇迹。

街坊叫罗同学的母亲作罗婶，个子清瘦，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穿着朴素但显得精致，阴丹士林蓝布妇女装的右襟，插着一方洁白的手帕，干干净净的。说话声音细小温和，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罗先生卖掉倒脱靴十号后，即搬进了黄兴南路他们家另外那处临街的房子。但其时已不具备开诊所的条件，门面只好租给了一家茶叶店。路人但凡经过，本应闻见药香，却变成闻到茶叶的香气了，也好。多少年过去，只要偶尔想起罗婶，我竟会同时联想到茶叶隐约的清香。

小学时候，我在乙班画画画得最好，罗同学在甲班画画画得最好。我喜欢画动物，他喜欢画人物，各有千秋。但到了五年级罗同学当了大队长，我却还是个小队长，当然有几分沮丧。班主任段老师便偷偷安慰我，不要当官，就是长大了也不要当官，管好自己就是。未料段老师一语成谶。我迄今当过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回“官”，仍然是少先队的小队长。一根杠杠。

可惜即便一辈子从未做过官，也未见得就管好了自己。

不过我有篇作文《我的理想》曾得了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还是令我神气了好多天。那时候，“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长大了要当一个像时传祥伯伯一样的掏粪工人”。时传祥当时是北京市的一个掏粪工，曾经红极一时的劳模，受到过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