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民國《平顺县志》

民国《平顺县志》残本收藏于平顺县档案局（馆），无总纂和编修人员署名。全书十二卷，卷一、卷七、卷八缺失，其余比较完整的各卷也有许多删减和修改的痕迹，是一孤草残本。

民国6年（1917年）6月26日，平顺乡从潞城县独立，再度复置为平顺县。民国《平顺县志·孝义传》载：“崔维新，字子焕，享禄最村人，清末廪贡。性情倜傥，有不可一世之概，经、史兼邃，胆识并优，恢复县治，经营最力，为第二届县议会议长，垂老犹殷殷以县志为念，有心人哉。”崔维新是民国《平顺县志》编修的奠基人。根据民国《平顺县志》草残本中的一些篇目记述者的署名和《赵梅生文集》中显示，先后有王之纪、段学先、刘鸿恩、刘可欲、赵作霖等乡绅学士参与修志。民国29年（1940年）1月13日，平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大多数乡绅驱离新成立的平顺县抗日民主政府，《平顺县志》修纂未就而滞，只留下多半部残稿以旧政府文书档案资料收存。

这里有必要指出一点，现时代流传的民国《平顺县志》是由石璜为主编修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传，造成这一误传的根本原因与王德考、刘赢、曹祖彭、张松斌等参与整理者有直接关系。1981年我们四人在整理民国《平顺县志》时，发现民国《平顺县志》没有编修者署名，询问曾在平顺县旧政府任文秘的王德考老先生是何人编纂，他言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平顺县修志局已名存实亡，《平顺县志》也近乎停编，已不存在专事编修人员，由于当时年轻，和老先生们有代差，不知是谁编修。如果从民国《平顺县志》记述石璜老先生两次复县活动中的较多行事来看，有可能是石璜为主编修的。”由于整理者学识浅薄，未作详尽考究，张松斌就盲目在翻印民国《平顺县志》的翻印说明中特别注明为“石璜等编修”。这或许不为大错，但却与史实相左。石璜（1877—1942），字子佩，清光绪三年（1877年）出生于平顺县芣兰岩村，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优廪生考入山西大学堂中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毕业，同年，充任潞安中学堂斋务长（斋务长：官名。清末各学堂负责斋务之职官，又名斋务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在全国各类中等、高等新式学堂及大学堂普遍设置，掌考验学员品行及堂外寄宿一切事务。辖监学官、检查官。）兼博物地理教员。民国元年（1912年）当选山西省临时省议会议员，同年5月，由临时省议员潞、泽、辽、沁等19县留省人员公举石璜为19县代表，赞理军务，阎锡山委任石璜为潞、泽、辽、沁镇守使随营参赞。是年，石璜当选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众议院议员。民国2年（1913年）9月29日，国会成立，石璜就职国会。民国7年（1918年）赴广州军政府护法，任海陆军孙大元帅府谘议，民国13年（1924年）法统恢复，仍供职国会，“蝉联12年”。民国17年（1928年），阎锡山任命石璜为怀仁县知事兼晋安总司令部军法官。民国18年（1929年），调署稷山县县长。民国30年（1941年），石璜被推选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民国31年（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石璜只身藏匿在一个山谷岩洞里，不幸死于非命。石璜在民国《平顺县志》修纂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并不在平顺县任职和活动，不具备主修《平顺县志》基本的时间条件。因此，民国《平顺县志》不能判定为石璜主编。

7.1960年草本《平顺县志》

1957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提出了编写新的地方志的任务，并将其列为12个重点项目之一，“要求全国各县、市（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能够迅速编写出新编地方志”。1958年10月20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起草了《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该《意见》对新方志的体例、记述的重点、应遵循的原则、方法及种类等问题都作了规定：“新修方志主要是为了反映我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向自然作斗争的实际情况。特别着重解放以后人民大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的新成就。”“新志应贯彻执行厚今薄古的原则。内容上可以革命斗争史、经济建设发展情况以及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模范人物作为重点；在断限上，革命斗争史与人物二项，可以近代史为范围；经济一项可以现代史为范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新修方志编纂原则的第一个纲领性意见，它对20世纪50年代末的地方志编修和之后新方志的编纂工作起到了筚路蓝缕的探索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共平顺县委于1958年10月抽调刘泰德、郭青松、王德考等开始了《平顺县志》的编修，县委办公室文印员景起廷、李振中专任文印员。同时组织崔志有、原盘明、陈杰等为编纂《平顺县资料汇集》的班底。历时二年，新编《平顺县志》《平顺县资料汇集》初稿分别油印送交中共晋东南地委审定。

《平顺县志》初稿，由于受时代局限性的影响，舍弃了历代地方志编修形成的“横排竖写，述而不论，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秉笔直书”“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和一般原则，体例体裁史志不分、以史代志、以文代史，记述方法则多以文学创作式的演绎描写等文学语言记述，所记述内容多缺乏准确性、系统性、全面性，存有虚夸、掩饰、扭曲等“偏激”倾向。如关于青羊里农民暴动的记述，把一位大地主家庭出身、先后在潞城县衙和沈王府当过书吏的陈卿，描述成一个贫苦农民出身、因在潞城县“仓廒”充当吏役、大灾之年开仓放粮而获罪、从而发动了农民暴动的农民起义领袖，隐匿掩饰了陈卿掠掳抢劫而获罪、由拒捕流劫到啸聚暴乱的史实，并且杜撰了“怕陈卿是有毛的，盼陈卿是没毛的，有毛的怕，没毛的盼，陈卿来了吃饱饭”这一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民谣以证史。记述农民暴动无疑是正确的，但编造历史不是地方志记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基本规范；还有民国初期平顺县广大爱国绅士为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公办民助”积极参与创办学校，山西“十二月事变”后八路军的许多部队和党政机关退居平顺，乡绅富户踊跃向八路军部队和党政机关捐献财物等善行义举，1946年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偏激现象等的记述，充斥和渗透着诸多贬谪诋毁的曲笔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