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初始，上海酷冷。新年将近的一日晌午，接到陌生电话，低沉的男声，标准普通话，三言两语，通话时间不到五分钟。合上翻盖手机，忽然意识到，我还未曾记住这个“男声”的名字，但我记住了，他来自一本杂志——《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那是我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初次邂逅。两天后，通过电子邮件，才确知，我未曾记住名字的低沉的“男声”，正是关圣力老师。可是，两天前，接起电话的那一刻，我还来不及想象他的长相，仅是听到那个声音，便生出了些许莫名的信任。他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要转载我的小说《鞭》。这是一个令我惊喜的消息，因为，这篇小说在原刊上并没有排列靠前，而我却执拗地认为，那是我开始写小说5年来最棒的一篇。

好吧，2002年，我写作生涯的开端，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年轻的教师，我所教授的课程与文学无关，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5年，也許能成就一个大作家，可是2007年的我，依然在蹒跚学步中。很多时候，我会用如今的目光回望当年的自己，以2002年为起始，记忆的扫描仪照射到2007年，我会有种忽然遇到“爱情”的错觉。

那一年，我的三部中篇小说同时刊登在《中国作家》第一期，《鞭》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却排列在第三的位置。我并不确定自己的喜欢是否正确，抑或，喜欢本就不需要正确。这么想的时候，却分明有些疑虑与不甘心。我没有在电话里问那位来自《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男声”：“为什么会选上这一篇，而不是头题的那篇？”我不敢问，心里却为着自己的喜欢终于被认同而欣喜不已，是的，我最喜欢的这一篇，被看见了，我不再是那个“孤芳自赏”的人。一个低沉的“男声”，通过电话，从北京传来，他多少吹散了一些深藏在我内心的犹疑和不确定。仿如遭遇“爱情”的错觉，就这么来了，准确地说，是一种“知遇”吧？这让我确乎开始有了一些自信。

亦是2007年，尾声，我的翻盖手机再一次接到来自《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电话，亦是男声，略微沙哑。这一回，不再如上一次那般慌乱，我清晰地听见了他的名字，吴晓辉。亦是带来好消息，《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将转载我发表在《上海文学》第十一期的小说《阳光下的呼喊》，亦是在原刊上沉落于中后部。这一次，我大胆地问吴晓辉老师：我以为没人会注意到这一篇，太靠后了，您怎么会选上它？

他回答得简洁：写得很好啊！因为靠后，我读到它有点晚，好在没有错过。

一个月后，再次接到吴晓辉老师的电话，《阳光下的呼喊》入选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2007年度排行榜。

每一朵花都在努力绽放，被看见的那一朵，该是绽放得最幸福的一朵吧？还记得当时在《文艺报》评小说栏目上读到一位叫王虹艳的作者的评语：……小说洋溢着如摇滚乐一般昂扬而又忧伤的调子……这是一个男孩的化蛹成蝶，当他足够强大，他开始直面家族的历史，也直面自身。

这是整段评语中最令我难忘的句子，却更像是对我从未充沛过的信心的一次强有力的鼓动，在昂扬而又忧伤的摇滚乐般的写作中，我似乎能看见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