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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吧，记忆。令人感慨而百感交集的记忆。

我和《北京文学》的结缘可以说很早，早在1999年——当时，河北作协文学院和北京作协组织了一个交流活动（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河北省作协的活动）。在那个交流中，我认识了当时《北京文学》的编辑李静。那时，我年少轻狂，轻狂得目中无人，所以也并未将李静放在眼里：需要承认，这是一个事实，尽管后来的漫长时间里我都会为自己的年少轻狂而深感羞愧。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李静的发言，她借用柏尔修斯策略地杀死美杜莎的旧故事，谈论她对艺术真实的理解，以及作家和生活的关系——她在发言的时候似乎有些紧张，但这紧张并不影响她的笃定、真诚和深刻，也让我一下子记住了她，尽管会议开始之前陈超老师已经提醒我，这个年轻人不容忽视。

我承认我是那样的人，在未了解和深入了解之前，我会不自觉地保持轻微的轻视和小小的傲慢（尽管有时会有掩饰），但一旦他（她）让我感觉到他（她）的智力、能力，认定是一路人，我会立即生出油然的亲近感，产生强烈的交流愿望——于是，我满怀热情地去找她，表达对她在会上表达的认可和敬意，然而收到的回馈是——多年之后，熟识之后，我再次和李静谈及我去她的房间找她聊天的那个下午，李静似乎完全没有印象：真的吗？不可能吧，我会是那样的表现？

是的，她是。她略顯冷漠、疏远，大约把我当成了一个急于和编辑拉近关系的作者。“我没说什么。一个老话题。”“嗯，你也写小说？有稿子可以给《北京文学》，不过，我们对稿子要求挺苛刻的。”她没说把稿子给我，而是说给《北京文学》；她强调我们对稿子挺苛刻的，在我的感觉中有一丝丝“劝退”的意思，即使现在我也觉得她的话里有这层包含。我说过那是我最为年少轻狂的时期，敏感而脆弱，她的这个态度对我构成强烈的刺激——原本，我没有想给《北京文学》投稿，但会议结束，我立刻给某家刊物的编辑写信，要回了我的小说而转投给李静——那是我当时最为满意的一篇小说，我试图告诉李静，我不是你以为的那样的作者，我不容被如此轻视。半个月后，可能是半个月后，我接到了李静的电话，这次她热情满满，告诉我小说要发，她挺喜欢这篇小说的。2000年9月，我的短篇《生存中的死亡》在《北京文学》发表了出来，而几乎是同时，李静离开了《北京文学》。“你还可以继续给《北京文学》投稿，我给你朱吉余老师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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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自武装部转业。没再见过面，但已经成为朋友的李静推荐我去《北京文学》帮助工作，做实习编辑……怀着期待、忐忑、惶恐和具有颠簸感的热情，我第一次走进《北京文学》：当时，《北京文学》在前门西大街租赁的房子里办公，而社长办公室则在地下室。章德宁社长在一大堆的刊物中间接待了我，问了一些和文学相关、创作相关的问题，然后又问我，你觉得咱们的刊物如何办能更好，你有没有什么好点子？

我记得问题，但不记得我是如何回答的了，很可能我的回答是种搪塞，我也怕自己的“点子”与《北京文学》的办刊诉求太过不同，而被她拒绝。但我记得接下来的话。我说，刊物，很大程度上是主编的刊物，作为一个写作偏向先锋的作家我可以对自己的审美做出调整，按照《北京文学》的选稿标准选择刊物认可的作品……“不，你不需要调整，你不用管我想什么，你首先要坚持的是你的标准。”

——我记住了章德宁社长的这句话，但说实话我并没有把它当真，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一种“外交辞令”，她想标明的是社长和刊物的宽容大度，应当当不得真，也不能真的当真。另外，《北京文学》率先提出了“好看小说”的口号，而我对“好看”这个词本质上小有抵触，它与我的文学理念并不契合……这话，我当然不会在求职的时候立即说出，我想尽量表现得谦虚谨慎，低眉顺目一些。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章德宁“此言非虚”。她不是姿态的和表演的，而是真诚的，愿意如此。

在我成为《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见习编辑之后，立即就投入到工作之中，参加了诸多的编前会、审稿会和讨论会——我发现，大家在那里都可以畅所欲言，对任何一篇稿子每个人都可以敞开地、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无论它是谁提上来的，谁推荐的：他们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而社长章德宁也没有唯一的仲裁权力——她不是没有，而是没要，她不希望自己的好恶严重地影响大家的好恶，影响大家对文学的判断，多数时候，她只让自己握有一票，非否决权的一票。这是我在来《北京文学》之前绝未预想到的氛围，它也助长了我畅所欲言、毫无顾忌的勇气，甚至可以说那时的影响一直影响到今天，部分地塑造了我之后的性格。面对一篇中篇小说，无论它发在《十月》《当代》《收获》《人民文学》还是《红豆》，我们都会使用同一个标准对待；无论这篇小说是出自莫言、余华、毕飞宇，还是刚刚发表了处女作的一个新人（事实上，在我参与《北京文学》工作的那几年，徐则臣、葛水平、田耳等都还属于新人，他们的中篇很可能是《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首选的，而在讨论中他们获得了诸多编辑的首肯），我们都可以一视同仁，甚至会对名家使用更为苛刻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