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毛泽东是党内领导人中认识到调查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的重要性的先锋。从可以看到的记录文字看，毛泽东在1920年3月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是可以查考的毛泽东较早述及调查研究的文字。历史地看，毛泽东是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毛泽东凡進行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很强，发现问题从而找到解决的办法。一贯主张亲自做调查记录，亲手撰写调查报告。他认为：“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报告有些存留了下来，有些丢失了，有些没有报告，还有的无法确认是否写有报告，比如1920—1925年的安源工人调查，没有文本留下，也没有曾有报告但丢失的记录，所以无法确认。毛泽东指导和考察农民运动写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成为经典调查研究成果。根据报告性质和形式的总体发展，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探索划分成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0年到1930年的十年。1930年写成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对十年调查研究经验的首次系统理论总结和提升，提出著名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在这个十年里，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方式多元，目的多样，以亲自深入实际去调查为主，我们把这个模式总结为“基层直访模式”。这种模式是社会调查基础性的，也是有效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常用方式，通过直接实地观察和访谈，能够亲身体验感受老百姓生活的苦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以这种基层直访模式进行的社会调查形成了许多经典调查报告，比如1927年《宁冈调查》和1928年的《永新调查》主要是了解田地分配、地租、地价、工价等政治经济状况，可惜的是这两个调查报告遗失了。1928年底井冈山《土地法》和1929年初兴国《土地法》，也是社会调查的成果。留存下来的经典调查报告还包括《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调研所形成的重要调查报告，内容包括寻乌县城人口的政治地位及成分情况、商业情况等。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红四军在安远、寻乌和平远等地分兵发动群众之机，开展了一次为期十多天的大规模社会调查。1931年2月，毛泽东在宁都小布整理成《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是在1930年10月底写成的，毛泽东在新余市罗坊镇找到从兴国县来当红军的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八位兴国籍农民进行座谈，详细调查了兴国县永丰区的土地革命情况。调查会为期一周，毛泽东做了详细记录。

同时，调查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从农民问题等具体问题发展到解决全面问题的“治国”层次。《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开展调研而形成的调查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建立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治理国家的探索。1933年11月，毛泽东写成两万多字的《长冈乡调查》，涉及长冈乡苏维埃工作的各方面。最初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长冈乡》。毛泽东对才溪乡做了三次调查，第一次是1930年6月上旬，第二次是1932年6月上旬，第三次是1933年11月下旬，第三次调查的目的是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用才溪苏区建设的模范事实来驳斥“左”倾错误思想关于根据地建设的种种错误论调，并为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最早版本是单行本，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可见这两个报告都是作为工作模范推出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在实践上达到治理国家的调查研究的第一阶段，似乎可以延伸到1933年。但鉴于理论上的质性变化标准，我们把第一阶段理论上的节点定为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的写成。

之所以说这一阶段在实践上是以“基层直访模式”为主导的调查研究阶段，是因为还存在着非直接观察访谈的方式，即听汇报形成文本的调查研究方式，即“听取汇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