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说：人的天分智慧，大多数由前生带来的。这句话似乎在不少人身上得到验证，比如钱锺书先生。

钱先生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来。

中学时代，读到《围城》，觉得很精彩，妙语连珠，机锋无尽，令我目不暇接，大段大段摘抄笔记。后来多读了点书才知道，所谓机智俏皮、幽默深刻并非钱先生值得称道之处，或者说相反。他的卓绝之处似乎不在小说而在学术，那部《管锥编》，是钱学集大成之作，直到现在还是没能看懂，只有称奇。他信手拈来的资料，不必说中国历代经、史、子、集，涉及的域外文字就有五六种，引述的那么多古今中外的经典，有些甚至是连专家都闻所未闻的，也不知道钱先生从哪里刨出来的，曾令多少后生學人观止不前，就像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只有咂嘴念佛而已”。据说，钱先生的《管锥编》，大都写于“文革”十年中，手头资料匮乏，又不能大张旗鼓搞研究，很多内容都是钱凭记忆写出来的。钱先生的浩瀚博学早已不是传说，对此他的同代人都有生动记录。但谁知道他这一炉的学问仙丹到底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今年6月以近百岁高龄辞世的大画家黄永玉，曾是钱锺书夫妇的好友。黄永玉小钱先生十四岁，是钱家座上宾，彼此非常熟稔，对其博学多闻津津乐道。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次黄永玉和钱先生聚餐。钱先生得知黄永玉待遇不高，经常要靠礼拜天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钱先生听他说起打猎的种种很感兴趣，问这问那，一边顺手在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四五十部有关打猎的参考书目，全是欧美各种文字的捕猎秘籍。

还有一次，黄永玉陷于窘迫尴尬之境，钱先生谈笑间就解决了所有难题。

当时要送一份礼物给某友好国家的一个城市，有关人士嘱黄永玉作画，并派他到该城市征求意见，最后商定画一幅“凤凰涅槃”的巨幅国画。画很快完成了，出发在即。团长王震是个慎重人，交代黄永玉再附上一段简要的文字说明，以便届时万一需要可派上用场。事情很简单，黄永玉立马着手去办。但问题来了。

“凤凰涅槃”的典故，在当时是个常识，郭沫若青年时代写的同名诗篇，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的古老神话，祈愿一个饱受忧患与挫折的民族从破坏与毁灭的旧时代中再生的浪漫主义想象，作为革命年代一种广为人知的政治隐喻，早已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