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程度上，“博识”是由个人的心量、气度、格局或者说境界来决定的。我们可以环顾我们周围的学术环境，能够容忍“他者”的学人，一定是具有大气度和大境界的人。可以说在“我者”“他者”之间，单以“我”为中心是不行的。

以蔡元培为例，他不但是清朝的进士，而且在海外留学多年，可谓学贯中西。他恰恰是有着博大的世界眼光以及厚重的家国情怀的爱国人士。他在主掌北大期间，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这个办学理念不光是事功的策略，而是他个人品格的外化。我认为蔡校长之伟大，更在于他的人格之美善。比如他对陈独秀的礼贤下士，当他从汤尔和处听到陈独秀北上的消息时，执意“三顾茅庐”，吁请再三，聘任陈为文科学长。在陈独秀来北大后，很多学者质疑陈独秀无留学经历，只会写时论文章，不会写学术文章。这时蔡元培能够出来为陈独秀“站台”，并列举陈独秀在《国粹学报》上发的两篇文章，强调这足以代表陈独秀的学术水平。与此同时，他还为陈独秀的留日背景提供背书。这些力排众议的担保让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坐上了文科学长的位子。

这种胸怀在陈独秀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他对海归博士胡适的延揽上就可以窥斑见豹。他不但有以自己暂时“充任”的文科学长之职拱手相让的谦恭，而且对小自己一轮的青年学者许以二百六十块大洋的高薪，真正做到了情感留人、待遇留人与事业留人。蔡元培、陈独秀们“文人相重”的情怀与胸怀，堪称近代学人为人为学的典范。他们可以为自己的理想、信仰、思想而争论、批评乃至红脸，但在礼贤下士、包容异见上却有着空前的大度与海量。他们对旧派人物诸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的惜才也历历可见。当旧派学者对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不以为然之际，蔡元培以人格、学识为担保，成全了陈独秀，也成就了北大。不以门户之见办学、不以个人成见看人，这是“文人相重”并开启一个时代的经典个案。

一个人学业的成功、一个学院的成功和一个学校的成功其实是相通的。我们说一个大学决定于一个校长，大学的人才的发展来源于个人的胸怀，没有这一点就无法谈“文人相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