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鹏（1801—1844），字海秋，自号浮邱子，湖南益阳人。他自幼聪敏好学，才智杰出，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进士及第。初任礼部主事，因文章“震烁奇特”，被选入军机章京，后任贵州司员外郎，东道监察御史，因弹劾工部尚书、宗亲载铨被罢职，回户部转任郎中。目睹外敌入侵、鸦片肆虐、朝廷无能、吏治腐败，很希望以自己的才干济世救国，刚涉仕途便“未逾月三上章”，向朝廷进献治国良策。此外，做过陕甘正考官、记名知府等闲官，逝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仅四十四岁。

清康熙时期的理学，乾嘉时期的考据学，都是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失去了理论的锋芒。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和严厉的文化政策，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谁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经世派。所谓经世派，就是一批很敏感、很有责任感的官员和学者，从解决问题出发，研究历史、研究经典、研究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一个改良主义的群体。官员方面，代表人物有陶澍、林则徐、贺长龄、贺熙龄等人。学者有龚自珍、汤鹏、魏源、姚莹等人。今文经学、乾嘉汉学、程朱理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等多种传统学术为经世思潮提供了思想资源。经世派的思想和作为形成了一股务实改革的思潮，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开端，史称“嘉道经世思潮”。可以说，嘉道以来的经世思想能够勃发成为一种时代思潮，正是中国本土思想传统从多方面回应时代“变局”挑战的必然结果。其中湘籍官员和学者成为这一思潮的骨干。

钱基博先生把湖湘文化源头追溯到了周敦颐和王夫之。这两个人给湖南带来了义理和经世的思想。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讲的是本体论，这个本体论打通了天道和人道。理学的思想，“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内圣外王”的思想，做君子、做圣人的思想，为士大夫树立了一种价值观，树立了一种信仰。所以后来很多湖南先贤，包括近代许多官员，都是以圣贤为榜样，这是价值系统。王夫之所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打通了，他提出“道随器变”“道器同源”；提出了“行为知先，知为行后”“知行相资”。王夫之的思想影响了湖南士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所以湖湘官员和学者成为嘉道经世思潮的骨干。

“嘉道经世派”有几个标志性的成绩：一是陶澍的三大改革。二是编成《皇朝经世文编》。贺长龄委托魏源把清朝立国以来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务实有用的好文章挑选出来，出了一部文集，叫《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两千多篇。这个书影响很大，很受欢迎，曾国藩日记中多次提到这部书，一直到戊戌变法以后还有人续编。三是《海国图志》的问世。近代湖南“舆地学”发达，新化邹代钧是代表，他们家族认為“以学之致用，莫地理若”。左宗棠出山前，在家与周夫人研究地理，绘制地图，传为佳话。湘人“经世致用”可见一斑。林则徐委托魏源著《海国图志》是有眼光的，最重要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汤鹏作为经世派重要成员，与陶澍、林则徐、贺长龄、龚自珍、魏源、姚莹等代表人物过从甚密，互相影响。

陶澍是中国近代史上经世致用、务实改革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