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夏本紀》记述了大禹治水成功后，舜治理天下的制度：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这样规范的制度不可能是四千多年前的事实，明显属于后世文人的美化，却揭示了远古时代统治者无法克服的困难——长距离交通运输，所以只能根据与“天子之国”的距离划定不同的贡献标准。在离王城最近的五百里范围的“甸服”之内，按距离分为五级标准，一百里之内将收获的庄稼全部交纳，二百里之内只要交谷穗，三百里之内交谷粒，四百里之内交粗粮，五百里之内交加工好的粮食。距离越远，对贡献物品越讲究分量轻、体积小，以降低运输成本。五百里以外就分封给诸侯，第二个五百里以外只需加以绥抚，再以外就属尚未开化的“要荒”之地，不必治理，听其自然。这一统治原则可以得到史实证明，西周时的贡献制度的确是按离王城的距离划分的，如已经出了“甸服”范围的楚国，固定的贡品只是象征性的“包茅”。

实际情况不可能如此规范，交通运输的难易程度不仅取决于距离，还与道路的状况有关。但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道路的开辟和维护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为获得远距离的贡赋而开辟、维护道路会得不偿失，统治者不得不根据交通运输条件来确定贡赋的等级和实物，这在分封制度下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尽管驿传制度可以追溯到周代，《周礼·遗人》也有具体的内容：“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但因为天子并没有与各级诸侯保持经常性联系的需要，这样完善的设施至多只存在于王都附近，只是一种完美的设想。

秦始皇始实行中央集权制，政令的上通下达，信息、人员、必要的物资在朝廷、郡、县之间的流通成为维持帝国运行的必需保证，从首都到郡治、县治的驿道成为帝国的血脉，每一个县治都不可或缺。秦朝延续的时间虽短，但很快在六国原有道路的基础上建成全国的驿道网，并且通过“车同轨”的政令规范了道路的宽度，通过驰道的建设提高了主干驿道的质量。汉承秦制，经过扩充完善，已经形成覆盖全境的驿道和驿传系统，并随着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强化而延续到清朝。

如果说在分封制条件下，道路制约了贡赋范围的话，在中央集权制条件下，行政区域的设置，特别是县的设置决定了道路的存在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