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最近几十年间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被笔者称为“文献学转向”。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滥觞，至今俨然成为一学术潮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时风所及，学界处处可闻“文献”“史料”之说，发掘、整理现代文学文献与研究新文献的成果，更在学院内外不断涌现。但何谓“文献学转向”，如何认识这一转向及其“史前史”，如何理解、评价这一转向的积极意义与未竟之处，以及这一转向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回响（自笔者提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之说后，当代文学领域也出现“史料学转向”“历史化趋势”“史学化趋势”诸说），特别是对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文学文献学”这一领域的理论、方法、研究路径及其发展趋势等问题，所作的较为宏观的讨论和分析，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笔者也进一步辨析了“文献”与“史料”、“文献学”和“史料学”、独立的“现代文学文献学”与作为文学史研究之附庸的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關系，希望能够为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深入展开，带来一些继续思考的线索。

本书的第二部分则转入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内部研究，但也不完全如此。这些讨论和分析，虽有不同的个案研究作为基础，但无意于就事论事、到事实为止，而是希望能将这些专题研究，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有关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方法论问题的思考关联起来，力图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论述与思考方向，其要旨似亦可概括为下述三个方面：首先，探讨了现代文学辑佚、辨伪、考证等重要部门中有待加强的工作及有望形成的“共识”，强调了“常见书”之于辑佚的意义，辨伪与考证的“一体两面”之关系，乃至其在辑佚学展开过程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其次，指出了研究“非正式出版物”与“非单一作者文献”这两种在近现代语境中形成的新的文献资料类型的重要性，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文献史料价值、文学意涵、编集原则、标准等问题予以探究，以帮助我们确立现代文献研究与传统文献学的不同边界，使之逐步获得自己的独立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和分析工具，不断重塑更为宏大的研究格局。一方面从传统文献学的既有研究框架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摆脱作为现代文学史研究之附庸的地位，进而建构出一个学科领域原本应该具有的合法性。最后，分析了目录之学、手稿研究这两个文献学研究的分支领域，在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及其因应之道、新的研究可能和方向。因为在笔者的理解中，这两个领域既联结了古典文献学、西方文献学等学术传统，也联结着我们当前正置身其中的“数字时代”；既是传统的，也完全可以是现代的；既是“文献学转向”的发展结果，也同时受到“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简称DH）的影响。

不待言，这也是笔者探索“数字人文”取向的文学、文献学研究之始。由此笔者个人的研究兴趣、重心逐渐发生转移，从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守正创新，转而转向对“数字人文”这一新兴领域及笔者所谓的“数字文献学”“数字现代文学”等分支领域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