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午后，他依然是那身鲜明的装扮——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戴一顶藏式毡帽，稀疏的发梢已由白色转成黄色；身穿白大褂，左胸前别着工作证，还有一枚鲜红的党徽；白大褂里面，还是那件酒红色毛衣，那是女儿给他织的，已经穿了二十多年。

面前这位年近九旬的老者，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我国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的开拓者吴天一。

采访吴老，再次听他畅聊人生。反应敏捷的他，讲到动情处慷慨激昂，谈到欢笑时前仰后合。在他的感染下，我似乎忘記了时间，采访不觉至日暮。老旧的红木色办公桌，翻皮的黑沙发，文件资料、报纸刊物堆放如山。在吴老的书房，时光仿佛被拉长……

一

1950 年，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还在读书的吴天一投笔从戎。本想扛枪上战场，却因为文化底子不错，被分配到中国医科大学，“误打误撞”当上了军医。从那以后，这身白大褂，一穿就是七十多年。

几年后，吴天一刚刚从抗美援朝战场归国，又远上高原。脱下戎装、转业地方，他和同为军医的妻子刘敏生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自然环境恶劣的青海，甘为高原开发建设、各族群众健康保驾护航。这一来，从此扎下了根，再没有离开。

这次选择，让吴天一的医学道路聚焦到了高原病研究上。彼时，国内的高原病防治领域还一片空白，不少来青海支援建设的知识青年得上了“怪病”，甚至长眠于高原，但政府、社会各方对此却缺少了解、束手无策。

“在高原搞经济和国防建设，不解决人的适应问题，不行！”频繁出现的高原病伤亡情况，深深触动了吴天一。他敏锐地意识到，面前是一片无人涉足过的领域，少不了荆棘丛生，但总得有人带头闯出一条路。

天降大任。以行医为业、以青海为根的吴天一，义无反顾地向高原病研究这座山峰攀登。

经过多年的积累，从上世纪80 年代起，时任青海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吴天一，开始主持一场前无古人的大型田野调查——历时10 年，深入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高海拔乡镇牧村，对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型急慢性高原病，从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和临床学角度，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科学系统研究，影响深远。

当时刚刚参加工作的更登，被分配到吴天一身边做助手兼翻译。他至今念念不忘那些年田野调查时的艰辛：“从西宁出发，到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雪山乡，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开车就走了整整3 天。到了乡里，租上牧民的牦牛，把心电图、血压、血氧、呼吸、心率等检测设备驮上。然后，吴老带着我们骑马挨家挨户去收集数据。吃的是馍馍咸菜，住的是自己搭的‘马脊梁’帐篷。”

所谓“马脊梁”帐篷，是用羊的腰椎骨头，把两根长木棍固定成“T”字形，再把白色帆布往上一披，就成了一个面积不过3 平方米的简易帐篷。“‘马脊梁’帐篷白天热，夜里冷，外面下大雨，帐篷里下小雨。”更登清楚地记得，地处高原腹地的雪山乡天气突变，半夜竟下起了大雪，把帐篷都给压塌了……

与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的艰辛相比，如何取得牧民群众的认同，更是一大难关。对此，吴天一有“绝招”：戴上毡帽、裹着皮袄、脚蹬马靴，和牧民们亲切地交流，牧民们亲热地拉他坐进帐篷——聊到这里，吴老有些“得意”地笑了。

熟悉吴天一的人，都说他是语言天才。到青海后，他自学藏语，成了藏语通。但吴老并不认为自己天赋异禀：“语言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是与患者沟通的桥梁。只要钻进去，没有学不会的语言。”关于这一点，更登深有感触：“白天跋山涉水，晚上窝在‘马脊梁’帐篷里，吴老还坚持每天写日记，把手电筒挂起来当作灯。日记里既有调查心得，也有当地的风土人情、俚语方言。”

一个雪山乡，3000 多个样本，就需要5 个月时间收集。10 年高原田野调查，走过多少山山水水，经历多少风吹雨打，吴天一已无法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