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都是老师，所以，我从小沐浴在书香中，有点自命不凡。

1980 年代初，街上的男青年流行穿花衬衫、喇叭裤，留长头发、短胡须，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如果后座再带个拎四喇叭的花裙子，就更时尚了。而我，从高中技工班匆匆毕业，除了头发留得长了点，眼镜戴得宽了点，只有满腔的书生气。那时的城镇户口很吃香，毕业后劳动局会直接派工作，我，理所当然地进了本地的县属企业。

不料，迎接我的，是兜头一盆冷水。

进厂培训一个月，考试倒是前几名，却分配到冷焊车间去做锻工，俗称“打铁”。锻工组几个师傅都临近退休，确实需要增添年轻人，可惜选错了人。机械锻造，一般用气锤，但制作工具时只能采用传统的手锻方式。师傅小榔头轻敲，徒弟大榔头猛砸，叮当叮当很悦耳。要冲孔了，师傅左手拿钳子夹住冲头，右手用小榔头敲击指引，我举起大榔头一锤下去，“叮”的一声，冲头不翼而飞，砸偏了。好不容易找到冲头，一锤下去又飞了，继续找。几次下来，师傅火了，钳子往地上一扔，说还是你做师傅吧。原来，我进厂时体检报告，左右眼近视500 度，确实是眼神不济。

锻工组活不多，师傅们抽烟、喝茶、聊天。我干活不行，态度蛮好，经常问父亲要几包好烟伺候着，所以上班时间也可以躲在工具间里看书。车间主任来了，师傅们假装咳嗽，我赶紧把书藏起来。时间长了，胆子也大了，居然找了块木板，在上面练起了书法。困了，眯一会，眼前浮现出一幕幕上学时的景象。自幼偏爱语文，作文比赛拿过公社第一名，还在报上发表过文章。母亲为了培养我的特长，小学里特意跟班教了我三年，初中时华嵩元校长又教了我两年。上高中走读，每天路过黄石街，我又跟着华復震老师写大字，几年下来，颜体字有模有样。

宣传科长老崔，是个军转干部，刚从车间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他喜欢吃老酒，一到中午便坐立不安，哪里还有心思做文章？听说锻工间里来了个秀才，赶紧跑过来看看。于是，以培养新人为由，一有任务，赶紧跑下来找我。几个月下来，全厂上下都知道，锻工间里有个眼镜，字好，文章也好。不久，我正式调到宣传科，专职写通讯报道，出黑板报，整理宣传画廊等。那个时期，县报和日报，基本上每周能发一篇通讯报道，虽然大多是豆腐块，甚至几行字，也很起劲。

团书记姚文兴，老婆是上海知青，按规定，回沪后老公可以随调。于是，即将返回上海的他急于物色个接班人。我能說会道，笔杆子还可以，加上领导也赏识，进厂一年多，就成了享受中层待遇的团书记。他一下子相中了我。呀，人家十年的路程，我一年就走完了。

工作顺畅，情路却遇到了阻碍。

那些日子，上学时的一位初恋，两条小辫子一直在我眼前晃动。在我的眼里，起初她就是一个黄毛小丫头，肥嘟嘟的脸蛋上，一双又圆又大亮闪闪的眼睛，整天古怪精灵的。她坐在我的前排，上课时，时常大模大样地背靠着课桌听课，两条粗长的辫子就在我的桌面上拖过来拖过去。我爱恶作剧的天性犯了，忍不住拿个大头钉，悄悄地把她的辫子钉在课桌上。下课时她站起身来，辫子拉动桌子，桌子摇晃，把我的书本全部掀在地上。估计被拉疼了，她脸涨得通红，转过头瞪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跑出了教室。

有一天，放学以后，她故意拿走了我负责关锁教室的钥匙，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追出校门，不知不觉中伴她走上回家的路。走了一半，却想起教室的门没锁好，肯定会被值班老师责骂，只好一起返回学校，拿了书包锁好门，又重新走上送她回家的路。乡间的小路，曲折而幽长，来回好几公里，两只书包越来越沉重。起初说说笑笑很欢快，后来慢慢变得沉默。

天色渐渐暗下来，不一会飘起了细雨，两个人莫名地紧张起来。路崎岖不平，磕磕碰碰，她的手起初抓着我书包的背带，不知何时，竟抓住了我的手。那一刻，我很震撼，心怦怦直跳，呼吸也急促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拉着女孩子的手，那么的温热柔软，我的眼睛也变得雾蒙蒙的，有点像坠在云里雾里，慌乱地看她一眼，她的眼神却格外明媚。

突然，对面不远处闪来一道手电筒的亮光，还有隐隐约约的声音。她突然紧张起来，拉着我躲进路旁的稻田里，说是她爸妈来接她了。我顿时也紧张起来，她却蹲下身子，瞅着我的窘态偷偷地笑。一会儿，她爸妈走远了，我们继续往前走，直到运河边那个小村的村口。我再次握紧了她的手，心里却蹿进了一只兔子，怦怦直跳，紧张之中泛着一丝丝甜蜜。觉得从此以后，我俩肯定会在一起了。

在那个时代，牵手是件很神圣的事情，我俩的关系因此变得很神秘。她给我看了她写的日记，说她早已偷偷地喜欢我，而我却始终拎不清。女孩早熟，男孩子会愚笨一点，但经过了此事，彼此的情愫已经明了，心中窃喜。从此，眉来眼去，你侬我侬。自以为掩饰得很好，却被老师看出了苗头。我被调整座位，换到了教室的另外一边。同时，有人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是同校的老师，并没有大惊小怪，只是要求我认真学习，成绩不能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