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小说文本与生活世界牵拽着繁复的实在性关联，但就其本质而言，小说文本乃是创作主体建构的艺术世界，是一种主体建构物。如何建构小说文本？这问题是小说家无法绕避而必得解决的。在《有生·后记》中，作者胡学文坦陈：他的创作曾一度烦难于“小说的结构问题”和“叙述视角的问题”而“迟迟没有动笔”①。其实，结构和叙述视角均为小说文本建构的要件，胡学文最终以“伞状结构”处理前者——那是某个雨天他撑伞散步时“突然受到启发”，灵感来临“那一刻”他“欣喜若狂”②；至于后者，他虚构祖奶作为小说主角，以第一人称铺陈其故事，且另行布设五个次要人物（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和喜鹊），他们的故事以第三人称展开。作者如此概括他对小说结构和叙述视角的处理：我让祖奶不会说，不会动——请她原谅，但她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小说写了她的一个白日和一个夜晚。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她讲述了自己的百年人生。另外五个视角人物均是祖奶接生的，当然，祖奶和他们不是简单的接生和被接生关系，他们如伞柄和伞布一样，是一个整体。③

作为主体建构物，小说文本建构自然受制于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创作意图。《有生》对结构和叙述视角的处理，肇因于作者的创作雄心，他自述：“我一直想写一部表现家族百年的长篇小说”，并且，不愿重复家族小说的既有模式，而要“换个形式，既有历史叙述，又有当下呈现，互为映照”④。小说中祖奶的形象塑造及其故事演绎，正呼应着“表现家族百年”的创作意图，乔大梅流落塞外而生根宋庄，百年坎坷的确具备家族史的磅礴容量。叙事取祖奶自述方式，其一世沧桑于一昼夜间倾吐而出，叙述视角的巧设在此显出匠心和灵气。小说上、下两部各十章，交错展开祖奶故事和五位次要人物故事，外在结构既呈对应关系，叙述内容则体现着“历史叙述”（祖奶经历）与“当下呈现”（如花等五位人物）“互为映照”：作者的创作意图就这样落实在他的叙事实践中，成为文本建构的要件。“伞状结构”委实是一则生动比喻：作为情节主干的祖奶故事犹如“伞柄”，五个次要人物故事就像“伞骨”附着其上，撑开便成“伞布”。如此文本建构匀称而整齐、端庄又简练。也有论家命之为“坐标系艺术结构”或“树状结构”，各执理据，俱有妙处。

但我更愿意将《有生》的文本形制，概括为“丛生结构”。祖奶故事的外围，伴生着五个次要人物故事，构成主次有别而有序的“故事丛”，恰如一簇生机郁勃的丛生植物。并且，细心查究小说叙事构造，更可发现其呈现为多重故事丛有机聚合的丛生结构。祖奶故事与五位次要人物故事，构成“主干-伴生”故事丛，形成叙述的整体框架，可称为“总体性丛生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总体性丛生结构不只是外在的形式结构，如花等五人既为祖奶接生而带入现世，更与祖奶存在“祈求-训谕”关系，具有内在的情感-精神关联，此层深在蕴含遂使总体性丛生结构具备意义建构的性质。而在总体性丛生结构中，人物故事也多有关联，即此形成“微型故事丛”，可称“局部性丛生结构”。如花与钱玉，毛根与宋慧，罗包与麦香、安敏，喜鹊与父亲、弟弟、丈夫黄板及乔石头，杨一凡与养蜂女……人物故事勾连、缠结，丛生成簇。便是祖奶自述中，其三任丈夫、九个子女的故事，黄师傅及其儿子的故事，李二妮及其丈夫的故事，李贵的故事，宋庄钱家故事……它们起伏错落、断续交接。人物故事单元既具有相对独立性，相互间又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此呈现出故事丛聚合的丛生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丛生结构正反映出乡土社会人物关系的原生态构造。

概言之，《有生》的文本叙述表现为总体性丛生结构和局部性丛生结构的有机结合，呈现出多重故事丛有机聚合的结构。这不仅是小说外在的形式结构，还表现着人物间的情感-精神关联，反映着乡土社会的原生态构造，因而具有意义建构的属性。

二

论家多强调《有生》具备“史诗”品格，证说也各执据理。但《有生》的历史叙述有意避开对历史内容的直面描述，自觉淡化对时代政治的直接表现，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被审慎地置于小说叙述的“背景”。对此，作者本人抱持着明确的创作意识，他说：我当然不打算写成历史小说，也无意把其中一段截取出来，放大讲述。历史只是作为背景，但这个背景不是虚无缥缈，而是真实的存在。小说从清末至20世纪初，至伪蒙疆政府，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直至新世纪之后，百年的跨度，每个节点对个人命运都有所波及。但在叙述中，我没有把历史具象化，虽然是真实的存在，可依然作为背景处理。⑤

将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作为背景处理”，其实是将之融于人物故事中表现。乔秋对“油饼”无法遏制的渴望，映照出饥饿时代民间社会的普遍困境，其连篇累牍的“大话”“吹牛”，无不纠结于一个欲望焦点——食物，画饼充饥正是匮乏年代的辛酸表征。变革计划体制的社会转型，作者无意在叙述中铺陈、渲染，只在营盘镇“商店”变迁的简约交代中暗示——

营盘镇有三个大商店，副食、百货、五金，在用布票、粮票、肉票的年代，商店的门槛都油光锃亮，若要买一辆自行车，须主任批条子才行。后来不大景气，终至关门。罗包把副食店租下来，简单改造，挂出罗家豆品的牌子。

“须主任批条子才行”，一语道尽当年计划体制的无限风光，但其全副矜持逐渐转向无奈，它最終坠入“关门”绝境。私营个企先是以“租”的方式取而代之占据铺面，几年之后罗包索性将营盘镇食品公司连房带院买下，“将老房推倒，盖了座二层楼。左边开饭店，右边磨豆腐”。这是营盘镇商业变迁的一幅素描，历史内容和时代政治隐现其中。罗包“发家致富”的故事分明包含着重大的时代主题，但作者无意彰显此间的时代政治蕴含。他有意避开“意识形态的追光灯”，而专注于人物（罗包）形象塑造。对此，作者本人具备高度的创作自觉，他说：“人是小说的核心，作为背景的历史是人的窥视”，因此其叙述“没有把历史具象化，虽然是真实的存在，可依然作为背景处理。既然非重点，就没有必要浓墨重彩，以免喧宾夺主”⑥。

当作者自觉地将“历史”作“背景”处理，并专注于小说人物表现，人物及其生活世界的日常性便凸显而出，成为小说意义建构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