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情报霸权日益频繁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从2013年的“棱镜门事件”到2023年中美“流浪气球事件”中，美国将中国的民用无人飞艇视为“间谍气球”和“高空监视气球”，并动用军事力量将其击落。不难发现，美国情报霸权屡屡发难，日益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成为危害地区和全球和平的重要风险源。2023年2月，中国外交部发布《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的报告，明确向外界揭露出美国在全球无差别的网络监听，在亚太地区强推“印太战略”，纠集“五眼联盟”等情报霸权行径。针对于此，本文对美国情报霸权的主要特征展开研究，以更好地揭示情报霸权的本质。

美国情报霸权的主要特征

侵略性 侵略性是美国情报霸权的典型特征，是指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常常将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历史上，美国发动一系列战争、策划政变、暗杀等暴力行为中，情报部门几乎无一缺席，始终充当着美国侵略行为的台前或幕后推手。1964年，美国家安全局炮制出“北部湾事件”，导致越南战争的爆发。1990年，美国情报部门炮制“育婴箱事件”，点燃了海湾战争。2003年，美国情报部门向国会提供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情报，成为伊拉克战争的推波助澜者。2018年，美国以情报显示叙利亚境内疑似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为由，联合英法盟友对叙利亚展开空袭。美国国内情报政治化泛滥，这导致情报被决策者利用和控制。美国发动的这些侵略战争，背后都离不开情报部门的支持，情报部门为总统发动的对外战争提供所谓合法性和道义性依据，起到推波助澜的舆论宣传作用，导致美国政府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

扩张性 扩张性是美国情报霸权的又一特征。美国情报霸权的扩张性主要体现为美国情报界权力的扩张性与情报霸权影响力的扩张性两个方面。

其一，美国情报界权力的扩张性。二战之前，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盛行“战时建、平时撤”的情报观，军事情报未受到足够重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情报界开始受到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在战争中，美国情报机构迅速走向成熟，战略情报局等情报机构在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47年，美国正式设立中央情报局，并在《国家安全法》中规定，中央情报局是政府中独立的单位，直接对总统负责，这一规定确定了中情局的权力地位。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猪湾事件”、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揭示出情报界权力膨胀到高峰。美国会不得不成立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和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以加强对中央情报局权力的监督。“9·11”事件之后，反恐成为美国政府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传统安全威胁与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叠加对情报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为此情报机构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再次受到高度重视，情报界的权力也呈现扩张之势。2005年，美国政府成立有“情报沙皇”之称的国家情报主任，與中央情报主任相比，国家情报主任除了有监督、协调和整合与指导情报活动的权力，而且还首次获得情报界预算权。情报界权力的扩张还体现为美国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无差别的网络监听。

其二，情报霸权影响力的扩张。随着美国家利益的延伸与拓展，海外利益越来越广泛，美国情报界的影响力也逐渐向海外拓展。尽管美国情报组织的本部在美国国内，但每个机构在海外都有各项分支机构。例如，中情局的本部虽然设立在美国本土，但仅中情局行动部在海外地区的办事处就有130多个，人员就有10多万人；美国利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世界各地加强情报渗透，凭借自身经济、科技等优势，维护全球霸权，成为“国际警察”。

两面性 美国情报霸权的两面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美国政府将所谓的“道义”“人权”“民主”等作为其施展情报霸权的“遮羞布”。在推行情报霸权的过程中依仗“巧实力”，为自身的干涉、侵略、破坏等不法行为做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