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战后“第三批新人”文学群体中唯一的女性作家，曾野绫子（1931— ）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有吉佐和子一起引领了日本文坛的“才女时代”。曾野绫子原名町田知寿子，从5岁起便在天主教管理的圣心女子学校学习，并在此度过了17年的学生生涯。受生活环境的影响，她17岁时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成为一名信徒。曾野在战争期间曾被迫停止学业，前往军需工厂制造兵器，并亲身经历了日本的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化改革。在日本翻天覆地的社会历史变革中，曾野绫子作为所谓“战中派”作家登上文坛。结合其生活环境及成长经历，好友兼评论家鹤羽伸子认为，家庭、战争、宗教等因素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曾野绫子出生于知识分子和商人家庭，父亲是庆应义塾大学的高材生，祖辈自文化·文政时代起便居住在江户。家族中曾有先辈于日本桥一带经营当铺，这也逐渐使族人养成了重视季节感的生活习惯以及彬彬有礼、小心谨慎的性格。母亲的祖辈是北陆沿岸的货运批发商出身，沿岸货运业是以海洋为对象的动态商业活动，流动性强。绫子身上融合了两个家族的生活基因：一方面，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小心谨慎、诚恳守信的品性和坚持不懈、孜孜不倦的毅力。这种气质催生了《祭品之岛》（1969）、《那个人的名字叫约书亚》（1977）等作品的诞生，若非在详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读并改编，仅凭想象力是无法完成这些作品的。另一方面，她也从母亲的祖辈那里继承了流动性强和无惧起伏的冒险精神。只要工作需要，她便会毫不犹豫地前往印度偏僻地区缺少水电的莱伊医院采访，也会深入毒蛇蛰伏的草丛。她能够忍受臭虫、虱子、40℃的高温和—20℃的严寒，其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这种充满活力的气质，成为其前往各处实地考察和取材的有力支撑。

说起对曾野绫子个人及其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就不得不提及她的母亲。曾野绫子的母亲酷爱文学，曾跟随中河干子学习和歌，头脑清晰、口才出众。她十分注重对女儿的培养。在曾野年幼时，母亲便委托后来成为国语教育权威的望月久贵对其进行写作指导，至小学毕业时曾野的文笔日臻成熟，并写就了作品《桃源之乡》（1943），虽然只是十余页稿纸篇幅的短文，但此番经历为她日后走上创作之路打下坚实基础。

在外人看来，曾野绫子的人生非常顺利。父亲是公司的董事，她又在田园调布的高级住宅区长大，毕业于上流社会子女聚集的圣心女子学院，大学四年级时与东大毕业的新晋作家三浦朱门结婚。大学毕业那年，她的作品《远方的来客》（1954）入围芥川奖，在文坛华丽出道。从她的经历中很难找到不幸的影子，当时有人称曾野为“幸福的女人”。然而，看似幸福美满的表象下却潜藏着危机—曾野和母亲常年遭受父亲的家庭暴力，这给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甚至长大成人后仍留有“暴力后遗症”。在部分作品中，曾野对于暴力场景的描写也是其自身经历的一种外显，如《远方的来客》中林奇队长对罗兹中士所实施的暴力行为即是如此。

前文提及，曾野的母親对她的人生际遇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母亲虽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但婚姻的不幸让她有了强烈的趋死倾向。因不堪忍受家暴的伤害，母亲曾两度带着曾野自杀未遂，甚至与丈夫离婚后还企图自杀。上天赐予的顽强生命力使得她逃脱死亡，之后一直与女儿共同生活，直至离世。艾里希·弗洛姆认为，“母亲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恐惧都具有传染性，两者都会对孩子的全面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曾野与母亲在相依为命的同时，也形成了心理学家所谓的“近亲相奸式共生”关系。“所谓母爱，应该是解放所爱的对象的爱，应该是以分离为最终目标的爱，但绫子的母亲一生都无法离开女儿，痛苦不堪。”曾野原生家庭的不幸也孕育了其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亲子关系。这一创作主题在其早期的长篇小说《玉响》（1959）中便有所显现。该作品讲述了在母亲形影不离的呵护下长大的男孩儿，成年后仍无法摆脱对母亲的依恋，于是破坏各种人际关系，最终消失在异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