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学利用语言的共时空间差异去研究时间上的演变，使语言研究摆脱了语文学阶段的文献束缚，创立了一套构拟原始共同语的分析程序，使语言学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地理语言学是历史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最早源于施密特（J.Schmidt，德国、奥地利语言学家）波浪说的语言扩散理论。德国人温克（Georg Wenker）是早期重要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学者之一，他试图通过绘制“同言线（同语线）”地图的方法，找出高地德语与低地德语之间的分界线，但由此第一次揭示了青年语法学派“语音规律无例外”论断的片面性。此后法国学者齐列龙（J.Gilliéron）的著名口号“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成为地理语言学最重要的理论主张，他于1902—1910年出版的13册《法国语言地图集》被后世视为地理语言学的范例。此后，欧美陆续出现了多部规模宏大的地图集，如《德国语言地图集》（1926—1956）、《意大利瑞士语言地图集》（1928—1940）等；此外，英国、丹麦、瑞士、捷克、美国、加拿大等都编写出了本国的方言地图集。

20世纪初，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A.Grootaers，1911—1999）开始利用西方地理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其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地理语言学作为一种外来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究其原因，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有关，也与汉语方言学的特点有关。

一

汉语方言自古以来差异巨大、纷繁复杂，古人对汉语方言差异很早就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如《礼记·王制》中有“五方之民，言语不通”；《论语·述而》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吕氏春秋·知化》中“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等等。又如《颜氏家训·音辞篇》云：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

可见，中国传统观念中，既有共同语即“雅言”的标准，又对各地汉语方言如齐楚之别、齐吴之别、秦晋之别、周郑之别等有着较充分的认识。西汉扬雄《方言》一书是专门对汉语方言词汇进行研究的著作，此后有关《方言》的注疏等著作不断出现，成为古代“小学”的组成部分。南北朝开始，对方言的关注似乎从词汇转入音韵，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有“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隋代陆法言《切韵序》从正音的角度指出：“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中说：“方言差异，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重浊。”宋元以后，《广韵》等以正音为目的的韵书与口语日渐疏远，新的正音类韵书如《洪武正韵》等出现，同时有关方言的记录描写也层出不断，如李实的《蜀语》、岳元声的《方言据》等。从清代到民初，方言研究相当繁荣，有继续研究整理扬雄《方言》的，如戴震《方言疏证》，也有研究某一方言的，如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各省地方志中也有不少方言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