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的迭代更替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节选自《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新的网络技术的涌现，让新媒体每隔3～5年，就发生一次新的更新迭代。这20年的媒体变化，远远超过了过去的200年。那么，新媒体的更新迭代，对以媒体为自身合法性生存基础的知识分子而言，又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以启蒙为己职的知识分子，又该如何与时代和解，重获自己的位置？

2000年以来，新媒体的更新迭代，大致经历了四个时代：BBS时代、微博时代、自媒体时代和短视频时代。这四个时代，既相互迭代，又彼此交叉。知识分子在这四个时代的角色和位置，是非常不同的，简单地说，呈现出一条从中心到边缘的下降路线。

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以担任启蒙为己责，康德说：启蒙就是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其中，公开和理性是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启蒙的“公开”与“理性”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共领域的第一原则，乃是其公开性。然而，当BBS衰落以后，公共讨论和公共交往便失去了其必要的技术结构。除了公开性之外，理性是知识分子启蒙的第二精神标志。理性精神的陨落，微博是第一步，说理求证让位于简单粗暴的立场宣示；自媒体是第二步，各种标题党和内容的哗众取宠，让启蒙理性蜕变为计算理性；短视频是第三步，感官的直接冲击代替了大脑的理性思考。一个去理性化的感官时代重新降临。人类脱胎于动物，又超越动物的标志，除了制造工具之外，便是拥有抽象的文字符号能力。然而，短视频塑造了新一代的感觉动物，从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动物的既视感。

于是，问题来了：在新媒体时代，启蒙知识分子究竟是坚守本位、抵抗世俗，还是与新潮流和解，重新寻找与定位自己新的位置？

在新媒体时代，知识分子更需要的是“降维启蒙”。所谓“降维”，指的是姿态的放低，不再是高高在上，俯瞰众生，而是以平等的方式与大众进行对话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