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半年时间，刘伽茵和胡歌只在微信上交流，而且只发文字，不通视频，偶尔好几天甚至个把月才回复一次。

就像古时候写信那样，留白给思考和审慎。

他俩几乎只聊一件事—“关于闻善的一切”，他的遭遇、心境、喜好、与家人的关系……不过那个时候，胡歌其实还没确定要演电影《不虚此行》的主角闻善。

那么，“闻善”在刘伽茵与胡歌之间，是否扮演着一种类似信使的角色？

我嘗试描述了几次这种抽象的关系，都被刘伽茵纠正和否定了。她思索良久，给出一个答案：闻善是她与胡歌共同认识的一位老朋友。

“我们三人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在这次创作里刚好就合上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期一会。”她告诉我。

与刘伽茵交谈，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是：在她那里，文字不能轻易使用。

她要的是准确，是精准。谈话中，她多次矫正我对词语的抉择，“个人”与“私人”不同，“倾听”与“聆听”也不同，警惕“方法”和“风格”等看似专业的术语，还有，不要轻易下判断。

恍惚间有一种错觉—我不是在采访，而是在上课。面前坐着的这位身材瘦小、留平头、戴圆框眼镜，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的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正通过言语和字词的纠偏，尽可能准确和严谨地，让理解最大程度地发生。

《不虚此行》的电影气质与导演本人气质很相似：克制而准确，平静但不平淡。文本、叙事节奏、情绪调动给人精确之感，很多地方多一寸少一毫，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刘伽茵自己也这么认为。

在这部斩获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与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的电影里，文字不仅作为文本，更作为重要主角参与故事。胡歌饰演的闻善，一名失败的编剧，通过写悼词这份工作，去寻找、重塑一个个被生死隔离的具体的人。生命的永恒性，在他的文字里温柔流淌。文字渡人，也渡己。

电影将叙述的力量归还予文字，再用它挞进离世之人的生命痕迹里，静水深流，像一封用语凝练的情书，给写作者，也给生命本身。这不是刘伽茵说的，是笔者作为观众的感受。

或许，部分出于这种对表达的谨慎和克制，整部电影从萌发点子到最终拍出，花了刘伽茵七八年时间，距离她上次拍电影也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这十多年间，她没有拍电影，而是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教人写剧本、看电影。

14年一部片，刘伽茵的老师、《不虚此行》的监制曹保平摇着头说：“太久了！”刘伽茵自己也苦笑着叹道：“久啊！”可是呢，创作这种东西，急不来。

8月底的一个下午，在已有秋意的北京，我和这个“精准”的导演聊了聊。

一小时内，我们中间的桌子旁不知不觉出现了两个空矿泉水瓶，压扁的，摞一块儿。“家里的更多”，刘伽茵哈哈大笑。这是她的习惯，大量喝水，抽烟，滴酒不沾，瓶装水喝完后顺手压扁，“这样不占地方”。

这也是闻善的习惯。电影里，胡歌走到哪儿都背着一瓶矿泉水，家里也摞了一堆。

刘伽茵在他身上倾注了浓郁的个人投射，只不过，一切依然是克制的。

准确，谨慎，适当的时候暴露出温情甚至是孩子气的一面，《不虚此行》和刘伽茵，都这样。

“写，就得负责”

2015年到2016年里一段时间，刘伽茵喜欢到殡仪馆去待上一阵子。什么都不做，就待在那儿。坐在广场椅子上，她忽然想：“我这样一个人，在这儿能做点什么？”

一个“对文字亲近的人”，在这种情境里能做些什么？

“悼词写作者”这份职业于是有了雏形。刘伽茵觉得，“悼词包含了逝者的样貌，同时包含了逝者与生者之间的关系，它还会影响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不过，她先尝试写了写，没能继续下去，最终还是把灵感存在了电脑中。

那时候，她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书，住北京郊区，上下班从偌大北京的北边穿行到南边，一边抱着电脑看学生作业，一边继续琢磨这个故事。

渐渐地，闻善开始老来“打扰”刘伽茵，她脑海里出现一个声音：就是这个故事了。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只有一个雏形，一个模糊的影子，“我能看见他的背影，我知道他的一些特征，比如微微驼背，但我始终看不见他的脸”。

14年一部片，刘伽茵的老师、《不虚此行》的监制曹保平摇着头说：“太久了！”刘伽茵自己也苦笑着叹道：“久啊！”可是呢，创作这种东西，急不来。

最终被胡歌带进电影里的闻善，是个似乎总滞后于世界的人：话少，迟缓，朴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