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福岛大学教授权田次郎（化名）感到一种困惑和深重的罪恶感。

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权田次郎的妻子带着时年16岁、13岁的两个孩子移居东京，而他则留守家乡——按照政府制定的安全标准，福岛大学所处地区并非“强制疏散区”，想离开的居民需要自行撤离，而权田次郎作为国立大学雇员，只能按照所谓的安全标准留守岗位。多年来，他和妻儿一直过着分居两地的生活。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还是自己负责的招生宣传工作——自家的孩子已经撤离，却还要招揽别人家十七八岁的孩子到福岛来。他為此羞愧难当、夜不能寐。

权田次郎所面临的困境，只是千千万万仍在挣扎的福岛民众们的缩影。

福岛渔民，“回到原点”

核事故发生后，福岛渔民一直拼命努力恢复渔业发展，但日本政府和东电一再说服他们接受核污染水排海的方案。2015年，日本政府和东电向福岛渔业团体许下书面承诺称，在没有得到渔民等相关人士理解的情况下，不对核污染水做排海处置。如今，他们却单方面撕毁承诺，丝毫不在乎渔民的生死。

清晨5点多，曙光初现。71岁的渔民小野春雄从海上归来，在新地町的港口卸下渔获。

新地町位于福岛县北部。得益于寒暖流交汇，福岛沿海地区原本是天然的优质渔场，盛产鲣鱼、秋刀鱼、比目鱼等鱼类。小野春雄是家中的第三代渔民，自15岁起就以捕鱼为生。半个多世纪里，他几乎每日维持同样的作息，凌晨2点多出海，5点多回港，整理渔获、修补渔网；下午1点多去市场，把鱼卖给批发商。

但人生在2011年3月11日被彻底改变。如今清洗渔获时，小野春雄总会想起那一天：9级地震引发巨大的海啸，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和堆芯熔毁。正在船上的小野春雄得以幸存，但陆地上的家被完全摧毁。

小野春雄弟弟堂吉在海啸中丧生，遗体4个月后才被找到。每年3月11日，小野春雄会带着弟弟最喜欢的啤酒登船，对着大海跟弟弟说说话。

核事故发生后，福岛县的渔民活动一度被中止，为了维持生计，小野春雄只能和家人各自去打零工。2012年6月，福岛县开始允许试捕“已确认安全的海产品品种”，小野春雄重新成为渔民。按照要求，福岛县渔业合作协会对捕获的海产品进行放射性物质检测，其结果全部公开。如果检测到放射性物质超标，相关产品的运输就要被叫停。

但是，日本东京筑地市场的批发商不愿意采购福岛的海产品。听到商户说“不需要”，那种绝望的心情，小野春雄永远不会忘记。核污染就像徘徊不去的“幽灵”，令渔民们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今年2月，福岛县渔业合作协会检测发现，当地海鲈鱼所含放射性物质铯—137超标，禁止海鲈鱼上市。这一禁令持续两个月才解除。

近些年，福岛的海产品价格在逐渐恢复，但捕获量只有以前的两三成，渔民每个月只能出海捕鱼10次。做了一辈子渔民的小野春雄说，就算渔获的价格低，他也要继续当渔民。对于日本政府的核污染水排海，他感到愤怒和痛苦。“日本政府挨个儿嘱咐渔民们别说氚的事情，但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小野春雄回忆，日本首相和经济产业大臣来过福岛多次，但从未与渔民直接见面，从未倾听他们的意见。“为什么向福岛海域放水，为什么不向东京或大阪放水？” 他说，“12年过去，我们终于看到一些恢复生计的希望，但现在，一切不得不回到原点。”

有韩国团体邀请小野春雄赴韩国交流，分享福岛渔民对核污染水排海的真实想法。他很想去，但实在舍不得浪费每个月只有10次的捕鱼机会，最终还是婉拒了。

在小野春雄心中，保护大海不仅是为了生计，更是渔民们世世代代的使命。“大海不只是我们（渔民）的，也不只是日本人的，而是全世界各国民众的，政客们不能随便做出决定！”他加入了要求取消排海的原告团，计划于9月上旬向福岛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小野春雄家附近的鹿狼山，以能够边爬山边欣赏海景而闻名。现在，他每天都要去爬一次山，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看到福岛核电站被拆除，看到福岛渔业振兴的那天。

受灾民众，故土难寻

日本政府将灾后重建期限设为10年，但实际重建进程缓慢，至今未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