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珠江三角洲发生大面积螟虫灾害，严重程度历史罕见，大部分稻田损失70%—80%，有的地方近乎颗粒无收。

时年17岁的傅廷栋已是农技站的一员，在田间查看灾害情况时，发现有老农坐在田头不停地流泪。这一幕给了他深深的刺激。

“看到农民流泪，我心里十分难过。那时我虽是一名农业技术员，却解决不了病虫害问题，感觉内心有愧。”傅廷栋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此后60多年，傅廷栋始终没有忘记当年见到的情景，更加坚定了为农业奉献一生的信心与决心。他将毕生精力投入了一种大众既熟悉又陌生的作物——油菜的研究。

“没有窍门，就是多下地”

在华中农业大学的校园里，有一片占地近300亩的油菜试验田。每年春天，这里是一片金黄色的花海，吸引着无数游人前来参观。人们常常发现一位“老农”在花田里仔细观察每一株油菜的生长情况，不时做着记录，似乎想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细节。

“搞农业科研没有什么窍门，就是多到田里去研究观察。”傅廷栋对记者说。年轻的时候，他每天在试验田里研究8小时以上，80岁之后仍然坚持每天四五个小时；招收研究生，他的要求之一就是“跟我一起多下地”。

傅廷栋下田时的“装备”在学校里被称为“傅氏六件套”：草帽、白大褂工作服、挎包、深筒靴、水壶、笔记本。

有一次，两名外校女生慕名而来，想报考傅廷栋的研究生。她们先找到办公室，发现傅廷栋不在，别人告诉她们：“傅老师不在实验室，就在油菜试验田。”

于是两名女生又到油菜田里找了一大圈，没发现傅院士，只看到一位老农。

两名女生上前问：“老师傅，您知道傅院士在哪儿吗？”

老农问：“你们找他干什么？”

“我们想考他的研究生，想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老农回答：“啊，我就是。”

两名女生大吃一惊。

类似的故事在华中农大广为流传，“傅氏六件套”也成了著名标志。每年田里油菜花盛开时，武汉的气温接近30摄氏度，傅廷栋顶着烈日在田里观察、记录；下过雨后，糊满淤泥的胶靴有五六斤重，傅廷栋继续在试验田里观察、记录、选择、鉴定，一干就是一天，比年轻学生还有劲头。

每当个别学生吃不消，觉得下田太苦了时，老师就会说：“你到油菜田去看看，傅老师还在不在？”每次看到傅廷栋的身影，学生就不抱怨了。

《环球人物》：您最初是怎么进入农学领域的？

傅廷栋：我对农业的这份感情是慢慢培养起来的。中学时期，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文学家，但我老家是广东山区的一个小镇，镇上只有一所农校，在“没有选择的选择”下，我上了农校，开始与农业打交道。

从农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东中山县横栏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当了技术员。当时正是农业合作化时期，我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正是这段经历，让我亲身感受到农民的艰辛、农村对技术的迫切需求，我对农业的兴趣才在土地里扎下了根。特别是1955年，珠江三角洲发生十分严重的螟虫危害，对我的影响很大，深感农业需要技术，农民需要我们！同时也感到自己所学的知识太少，很想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更好地为农业服务。

1956年，国务院发文，动员在职干部报考高等院校深造。那时我已经下决心要一辈子搞农业了。报志愿时，我填的所有专业都是农学，最终被华中农学院农学系录取了。

《环球人物》：研究生阶段，您为什么选择了油菜作为研究领域？

傅廷栋：1962年，华中农学院只批准招收3名研究生，导师是新中国成立前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来的3位知名教授。而农学系只有油菜遗传育种学家刘后利教授招收一名油菜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系领导推荐我去报考。这是很好的学习提高机会，我十分高兴。同时报考的有七八名考生，我考取了，从此开始了研究油菜的旅程。

“毫无保留地将此归功于中国人”

油菜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有2000多年，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油菜平均每公顷产菜籽仅500千克左右，不到先进国家平均产量的1/3。为了改变落后情况，傅廷栋开始研究利用油菜的“杂种优势”。

利用杂种优势是提高动植物产量的有效途径，但必须解决大量生产杂交种的技术难题。

比如甘蓝型油菜，是雌雄同花的自花授粉植物，要进行杂交制种，必须先找到一种雌蕊正常而雄蕊退化的油菜，即雄性不育株，通俗的说法就是“母油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