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作家阿来，是在北京老舍剧场。他来做一场讲座，讲梭罗的《瓦尔登湖》。一身西装，在大厅里诸位文学前辈的铜像前，他腆着微微隆起的肚子，来回踱步。

一个以汉语写作的藏族人，在一间以满族作家命名的剧场，解读一部美国自然主义名著——多元文化之间的交错穿梭，正如阿来多年来的生命行迹。

听众来了不少。1845年，当现代文明与工业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展开，梭罗拿着一把斧子走进森林，砍下几棵树，在瓦尔登湖边盖了一个小房子，在自然与荒野中远离纷繁世事。170多年后，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瓦尔登湖》成为一服治疗“精神内耗”的良药，一批批徒步者，带着一顶顶露营帐篷，逃离城市，奔向山头。

30年前，阿来就在川西高原上度过了不少荒野之夜。第一次去四姑娘山，骑了一天的马，在蓊郁的冷杉林旁扎营。他钻进睡袋，敞开帐篷门，看满天星斗和崖顶上冰川的幽冽冷光，在铺天盖地的大雪里一夜酣睡。早上醒来，在雪野里疾走，发现一个小湖，湖水中央是洁白雪峰的倒影。“这是我离四姑娘山最近的一次。”在新书《西高地行记》中，阿来写道。

这是一部阿来的行走笔记，嘉绒、贡嘎、平武、玉树、果洛、山南、武威、丽江……他写大地星光、群山草原、花草树木，追索文明的演替与变迁，领受民间的教益与滋养。“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大地的时候，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

尘埃终于落定

在阿来看来，行走需要强健的身体，“不能贪图安逸”；也要有一颗平常心，“不能带着小资情调，作为一个他者，去探险种种奇遇”。深入一片土地，要把速度降下来。“一个小时走5公里和一个小时飞720公里，看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阿来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写作，需要时间的停顿延宕，以及空间的周而复返。《西高地行记》里，有一个步履不停的阿来。

在果洛，他遥祭阿尼玛卿雪山。“风继续劲吹，把我们手中扬起的风马纸搅成一片稠密的雪花，在头顶上升，在四周旋转。”在藏族人心中，万物有灵，每一座雪山都是神山，哺育着自己的溪水河流，滋润着牧场农田村庄。

在玉树，他走进重建工地的烟尘里，各种机器轰鸣着来来往往，渐渐成型的建筑在生长。肉店、蔬菜店、电器店、旅馆、四川汉族人的饭店、青海藏族人的饭店、撒拉人的清真饭店……生活热气腾腾。

在武威，他听着街头沸腾的方言，想到这座过去叫凉州的古城中各种装束体貌的族群：匈奴人、突厥人、鮮卑人、契丹人、回纥人、月氏人、吐谷浑人、吐蕃人……“我来倾听，来感触，来思考，来证实，今天在别处上演的，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

当下，逆全球化的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高涨，西方世界对中国新疆、西藏问题的指摘，让阿来“很受刺激”，也成为他“西高地漫游”的问题意识：“不同民族、文明之间，是陷于隔膜、对抗、冲突，让世界走向分裂和消亡；还是彼此联结交融、友好尊重，走向天下大同的美好未来？”在阿来看来，血缘与文化的混同，是流变与融合的说明，而不是再起分别的证据。

这种认知，或许正来自他驳杂的血缘。

阿来的母亲是藏族人，父亲是回族人。他的故乡马尔康，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隶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嘉绒藏区”，意为“火苗旺盛的地方”。从童年起，阿来就开始了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巡回往来：在学校，学习、使用汉语；回到日常，依然用藏语交流，表达一切看到的东西。

1981年，22岁的阿来在马尔康县中学教书。一天按部就班的课程后，他打开唱机，愤怒有力的贝多芬、忧郁敏感的舒伯特，音乐在四壁间回响。他在台灯下开始阅读，遭逢一个个伟大的灵魂——惠特曼、聂鲁达、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菲茨杰拉德……

那是文学火热的年代，诗坛山头林立，小说界卷起“西藏”旋风。汉人马原与藏人扎西达娃，将来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从炎热、潮湿的热带丛林移植到干燥、空旷的青藏高原。阿来避开了这些意气风发的喧嚣与冲撞。他开始写诗，也写小说，写群山、草原、村庄，写喇嘛、生灵、英雄。1989年，他的诗集与小说集出版，却在此时陷入写作的迷惘：简单的激情浪漫，肤浅的边地情调，能否写尽一个民族的沧桑与深广？

寻找答案的办法是行走。1989年，他在故乡广阔的大地上漫游，一个牲口上驮着行李，一匹马自己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