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有着复杂的域外文化文学谱系，其先行研究主要涉及它与果戈理同名小说，与明治日本的“狂人”言说，与尼采、施蒂纳的个人主义，以及与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诸多关联。就其与迦尔洵（В.М. Гршин，1855—1888）创作的关系而言，有研究更多的讨论《红花》对《长明灯》的影响①，但不太关注作为“狂人”形象起点的《狂人日记》与《红花》的联系。事实上，二者在历史渊源、文本细节上都有明显的关系，这需要作深入探讨。本文拟从史料事实、文本细节对照入手，阐明《狂人日记》中“狂人”与《红花》的深度关联，以明确鲁迅的“狂人”具体吸收了迦尔洵“狂人”的哪些因素，以及鲁迅的“狂人”是如何发生变异的，进而揭示鲁迅打造中国新文学第一个“狂人”形象的奥秘。

一、鲁迅与迦尔洵《红花》的相遇

鲁迅在自己的文学生涯中，多次向俄国作家迦尔洵投去赞赏的目光。1908年，鲁迅在留日时期和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共2册）时，就曾译介过迦尔洵的《邂逅》《四日》，分别收在第一册和第二册，其《红花》在第一册的预告中出现，但没有译出。鲁迅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后的《杂识》中指出：“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绛华》一篇，即自记其状。晚岁为文，尤哀而伤。今译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②这里提到的迦尔洵的《绛华》就是其《红花》。可以看出，鲁迅当时不仅读过迦尔洵的《红花》，更是觉得这部作品“迥殊凡作也”。

1871年德国统一后，大规模翻译当代外国文学，尤其注重俄国与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译介。德语世界文学丛书便经由日本为鲁迅编译《域外小说集》提供极为丰富的材源。鲁迅当时接触到迦尔洵的德译小说集，即岛屿出版社《阿塔利亚·普林赛卜斯及其他小说》（1903）与万有文库版《红花及其他小说》（1906），周作人又购得英文版《迦尔洵小说集》（1908），也包括《红花》《一件意外事》③。鲁迅的外文藏书中有德文版的《阿塔利亚·普林赛卜斯及其他小说》《红花及其他小说》这两部小说集④。鲁迅应该是从万有文库中挑选了《战场上的四天》《一件意外事》《红花》三篇，其中《战场上的四天》《一件意外事》分别由鲁迅、周作人根据德文、英文译出刊登在《域外小说集》中，译名为《四日》《邂逅》。而《红花》未及翻译，鲁迅多年后还概述了情节：“叙一半狂人物，以红花为世界上一切恶的象征，在医院拼命撷取而死。”⑤1932年在致增田涉的信中也曾提到过迦尔洵⑥。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鲁迅刊行《域外小说集》的意图在于“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偏译于东欧和北欧的文学，尤其是挣扎、反抗和怒吼的弱小民族的作品。“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压迫，所以也归在一起了。”⑦《红花》的主人公就与俄国人民反抗沙皇专制压迫的背景相关，从挣扎、反抗、怒吼这一精神层面来说，《红花》是合乎鲁迅理想的文学形态。

鲁迅在日接触到了万有文库版《红花及其他小说》，但他如何在迦尔洵的众多小说中挑選《红花》作为《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的预告，而不是其他作品，这是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把握日本鲁迅的“周边”，考察他所处的真实的历史语境。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尤其是俄国“虚无党”或“无政府党”的活动频繁。19世纪末期的20年里，日本关于虚无党、无政府党的报道多达240条⑧，主要涉及俄国民粹党、无政府党派的暗杀、爆炸、暴动等恐怖活动以及沙皇政府对他们的取缔、镇压等。迦尔洵的《红花》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创作出来的，而且迦尔洵与俄国当时的革命活动也有直接关联。他的友人民意党人姆洛杰茨基图谋刺杀俄罗斯内务大臣洛里斯·梅利科夫事败被捕，为了营救自己的朋友，迦尔洵在行刑的前一天晚上上书大臣请求赦免，却遭遇失败。迦尔洵曾说：“我很想把这些人体现在我的艺术形象里，可是我的能力很难胜任。”⑨这些历史事实构成了1883年迦尔洵创作《红花》的要素，而且其作品中带有时代缩影的“狂人”也契合了当时日本社会关注俄国的兴趣。这便是迦尔洵的《红花》能进入日本视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

鲁迅能够在众多文本中发现并挑取迦尔洵的《红花》作为预告，又与烟山专太郎有关。1902年初，烟山专太郎发表了《论无政府主义》一文连载于《日本人》杂志，该年4月又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专著《近世无政府主义》。在这部作品中，烟山专太郎首先摒弃了因无政府主义的恐怖和憎恨所带来的偏见，并从纯历史出发，“尝试探明狂者、妄者呈现于现实社会的事实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其渊源发展过程如何”⑩。从李冬木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烟山专太郎尤其突出了“施蒂纳”和“尼采”，他认为前者是近世无政府主义的祖师，后者是晚近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并用九页、十四页的篇幅分别介绍施蒂纳和尼采。

出于个人主义的斯蒂纳、尼采以及后来的哈佛的无政府主义，不就是主张自我中心，进而推崇自由意志，鼓吹发挥我性和本能自由，以至于最终否认我之以外一切权力的吗……尼采哲学，动摇了一代思想界，世界所到之处皆有其信徒。夫进步之动机，在理想撄人心故。11

借助施蒂纳和尼采，“无政府主义”崇高的个人精神和意志力被鲁迅抽离出来。李冬木证实了鲁迅读过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文化偏至论》中的涉及的“斯契纳尔”的一部分基本来自于“后编”第一章“近世无政府主义之祖师”12。在1908年鲁迅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能明显感受到施蒂纳、尼采的精神内核，他称施蒂纳为“先觉善斗之士”，详述其个人无政府主义主张，“其思想行为，必然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13。尼采则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也”，“嗟夫，彼持无政府主义者，其颠覆满盈，铲除阶级，亦已至矣，而建说创业诸雄，大都以导师自命。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14鲁迅将“无政府主义者”编织到重构的“个人主义”叙述中，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资源转化为中国人精神主体的确立，强调“立人”的首要性和重要性。烟山专太郎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在鲁迅那儿得到回应，鲁迅将其内化为自己精神上的东西。

当鲁迅读过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带着自己的视角审视周边的文学作品时，迦尔洵的《红花》与鲁迅的相遇就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迦尔洵《红花》中的“狂人”正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背景下的一位精神界的战士，它符合鲁迅心中“个人主义”的斗士形象，鲁迅在回国之前心中便有了关于“狂人的雏形”。1918年，鲁迅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创作了《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迦尔洵的《红花》也就成为鲁迅塑造“狂人”的精神资源之一。

二、《狂人日记》对《红花》的吸收创新

鲁迅带着“狂人的雏形”回国，将从日本汲取而来的精神资源转化为《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深入其中，会发现鲁迅不仅借鉴了迦尔洵“狂人”的外壳，也呼应了其内在精神。但鲁迅不是简单地嵌套和拿来，而是将“狂人”形象纳入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极的结构中，生成了关于自己民族、个人新生的思考，实现了“狂人”的中国化创新。

其一，外壳的借鉴。迦尔洵《红花》的主人公，是一个具有妄想症的狂人，作者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我”的心理进行了描写。首先，“我”将医院視为秘密行刑处，医院里的医生视为害人且作恶多端的形象。当主人公“我”被带到疯人院，“我”仿佛进入了地狱，工友带“我”去洗澡，“我”认为他们想要用沸水煮熟我；在后脑上贴上膏药，“我”认为他们有谋害我的意图，想要撕裂我的后脑勺。“我”的眼中的一切都散发着阴森恐怖的气息，洗澡室的墙壁和拱顶都呈现出血一般的暗红色，周遭的建筑都是低沉的黑色，“我”随时面临着成为社会“殉教者”的风险。小说中将大量的笔墨花在了“我”臆想出的“精神象征物”——恶之花上，世界上的所有的罪恶都凝结在了医院的三朵“罂粟花”上，它随时威逼着人的性命。“我”三次摘花，不顾性命也要铲除这世间的恶之花。由此可见，迦尔洵构建了“我”这样一个有被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形象。《狂人日记》借用了《红花》中“我”这个狂人的外壳，留有明显的痕迹。《狂人日记》中“我”也有“被迫害妄想症”。“我”看到村子里的老百姓有给知县打枷过的，有给绅士掌过嘴的，听到“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15的声音。“我”怀疑狼子村的人是吃人的，“我”活在一个随时随地可能被人吃的世界里。“我”继而研究历史，发现历史上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字缝里，满面都写着吃人，于是“我”回想起“我”大哥要吃“我”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