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称为文学批评重镇的江苏，韩松刚脱颖而出。

松刚清秀甚至有些文弱的外表，和他的出生地山东气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看上去更像江南书生。据说松刚和他的年轻朋友们喝酒时异常豪迈，在生活中内敛的北方气概转换成了松刚文字中的骨架。这是位南北融合的书生。

六七年前，因为紫金山文学奖的评审工作，我相对系统地读了松刚的一系列论文，对批评界的这位后起之秀留下深刻印象。但那次评奖，松刚最终没有上榜，成为遗珠之憾。松刚并不在意，事前事后我们见面时他都未提及。这让我对松刚生出无限的好印象，我们都知道，这些年的种种奖项扭曲了无数人的写作。松刚学术上的纯粹，是他这些年来能够不断向前的重要原因。

对于松刚这一代学人和批评家来说，在他们正式进入文学的批评现场之前，就已经做了充足的“理论准备”。理论作为批评的武器，已经内化成了他们这代人习焉不察、用之无疑的“方法”，甚至演变成了一种纯熟的“风格”。当然了，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也极有可能退化成为一种“自动化”的，也即与批评主体并不发生切身关联的“时髦的空话”（艾伦·索卡尔以此为题，特别分析了后现代知识氛围中的知识分子对于所谓“科学”的挪用、滥用）。

与绝大多数以理论为乐（或者不如说“仅”以理论为乐）的批评家不同，松刚显然找到了自身与文学之间的“血肉关联”。因此对他来说，批评不是为了理论而批评，为了批评而批评。在我看来，松刚的批评之所以在大量空洞的批评文字中凸显出自身的独异性，归根结底源自于他对自身困惑的忠实；他的这种“自身困惑”未尝不能被视作其身处其间的文化氛围的“内在困境”。松刚为自己找到了一片颇为丰饶的沃土，即“南方”。这个“南方”既镜鉴时代的症候，也完成松刚私我性的充盈。

“南方”之于“北人”松刚，虽不至于说成是“精神原乡”，起码也能看作是他对自身“位置”的确认吧——毕竟，松刚求学、工作于“南方”。好的作家能够为自己发明一个全新的“传统”，好的批评家同样可以：身处南方的松刚在他大量关于“南方”的论文和随笔中，也不自觉地为自己敷演出了一个理性化、体系化的“南方”。

松刚立意为当代江南小说作史，这一学术雄心可以他的博士论文《当代江南小说论》为证。在这部翔实的著作中，松刚历历考索了“江南”这一概念从古代至当代的生成和播散，继而又条分缕析地梳理了“江南小说”与“当代文学”的关联。这一考察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说我们在诸多文学史中看到的是一段均质的、去地域化的历史叙述，那么在松刚笔下，当代文学生成和成产中的地域性因素则明确地得到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