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刘胡兰》是以同名话剧为基础于1948年春编创出来的。战斗剧社的魏风、刘莲池等编创者之所以要将《刘胡兰》由话剧改为歌剧，其重要目的之一便是为了“更鲜明地塑造刘胡兰的英雄形象”①。同名话剧是魏风在刘胡兰1947年1月壮烈牺牲后不久创作的，其表现重点就是刘胡兰的牺牲，而未更多涉及其生前活动。在话剧公演后不久，毛泽东于1947年3月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对照这一题词，歌剧的编创者意识到了话剧表现内容上的不足，于是，“为了弥补过去话剧的缺陷”，在歌剧中“增添了刘胡兰的生前活动，表现她发动和领导全村妇女打饼子、做军鞋、亲自冒雪劳军、掩护伤员、进行对敌斗争、发动清算、领导穷人翻身、帮助孤寡穷人、争取阎军士兵回家等模范事迹”②。这样，歌剧《刘胡兰》通过对其“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全面表现，较之话剧更加鲜明地塑造了刘胡兰的英雄形象。1949年6月，在观看了第一次文代会招待演出的《刘胡兰》后，来自国统区的著名剧作家田汉盛赞主人公刘胡兰是“新社会（解放区）产生的伟大的新英雄”③。对于该剧塑造英雄人物的成就，1950年代出版的权威文学史也一再予以了肯定。它们认为，剧中的刘胡兰作为一个英雄，“表现了中国人民创造新社会的崇高理想和共产党员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④；她是“一个为实现新社会的崇高理想而坚决献身的英雄形象”，是“一个崭新的具有高尚品质的革命女性的典型形象”⑤。刘胡兰是一个在解放区后期文学中出现的、具有很大影响的英雄形象。那么，这一英雄形象是采用了哪种方法塑造出来的？以这种方法塑造英雄形象具有怎样的效果？它对于后来英雄人物的塑造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擬就这些问题作出分析和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

从题材上来看，歌剧《刘胡兰》属于“写真人真事”类创作。剧中所表现的内容，从刘胡兰生前的许多事迹（如组织妇女支前、照护八路军伤病员、参加清算斗争等）到最后与阎锡山军队（剧中称“阎匪军”）英勇斗争以至壮烈殉难，均有其事实基础。但是，正如周扬所说“写真人真事”也是“容许而且需要想象”的⑥，《刘胡兰》作为艺术创作，在摄取和表现题材时，没有事事照实而录，而借助于艺术想象对刘胡兰的事迹予以了加工和创造。自然，选择什么样的真人真事来写，本身就蕴含着写作者的主观意图。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如实呈现“真人真事”本身相比，写作者的主观意图在艺术想象中会得到更明显也更强烈的表现。毫无疑问，现实中的刘胡兰就是一位伟大的英雄。她出生于1932年10月，到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时还不满十五周岁。正如《晋绥日报》在专题报道其英雄事迹时所评述的那样，她“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英雄中的一位英雄，她也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同志的最好的榜样与楷模”⑦。在歌剧《刘胡兰》编创、演出过程中始终给予支持、关心的贺龙也称赞现实中的刘胡兰“就是中国的卓娅，是了不起的英雄”⑧。而事实上，与苏联卫国战争中出现的年轻的女英雄卓娅相比，刘胡兰牺牲时还要年轻三岁多。因此，即便是实录刘胡兰的事迹，也能够显现出其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但是，《刘胡兰》的编创者显然还不满足于此。他们在改编之初就“确定以‘表扬气节，激发斗志’为主题”⑨。为了发挥刘胡兰英雄事迹的宣传鼓动和“激发斗志”的作用，除以激烈的戏剧冲突对刘胡兰英勇牺牲作真实再现外，他们还在新增添的刘胡兰生前活动中强化了对刘胡兰崇高气节和高尚品质的表现。

为达此目的，编创者通过自己的艺术想象，对刘胡兰生前事迹作出了改造和重构。这首先表现在他们纯化和简化了其生前的人物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⑩而在戏剧中，人物关系就是这种显现人物本质特性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化。为了凸现刘胡兰的英雄本质，编创者首先对其生前的人物关系作出了纯化，即主要通过改写她与伤病员的关系，使其身份单一化。剧中有刘胡兰照护伤员老赵的情节内容。其本事为：八路军某部连长王本固因染上传染性较强的疥疮，于1946年10月底被部队安排到云周西村疗养，地方党组织派妇女干部刘胡兰来照护他11；同年冬，因形势严峻，王本固离开云周西村转移到山上。在此期间，由于接触频繁、情投意合，刘胡兰与王本固之间由原本的军民关系发展为恋爱关系。他们的这一关系在编创者那里原本不是秘密。编剧之一刘莲池在1948年所撰的《写在〈刘胡兰〉前面》中就称王本固为“刘胡兰的未婚爱人”，并且说他们自己就是从王本固那里了解到刘胡兰的一些生前活动的12。

对于刘胡兰与王本固的恋情，1949年8月加入战斗剧社的高平曾经作出过比较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刘胡兰“有着朴素的阶级觉悟和英雄崇拜的心理，在军与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年代，在相依为命的战争环境中，在精心护理伤痛的日日夜夜，对王本固产生了纯洁而深厚的感情，是非常正常的”。在肯定恋情发生的合理性的同时，高平还对之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从中可以见出刘胡兰“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解放事业、与革命军人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他因此把歌剧《刘胡兰》不能按照真实情况来写刘胡兰与王本固的恋情，视为“历史的局限留给历史真实和文艺作品的遗憾”13。对于他的这一观点，笔者以为还必须做出全面的辨析。应该承认，在刘胡兰对于王本固的感情中是既有人性的成分也含有革命性的因素的。从这角度看，编创者对之不能作如实表现，是有些遗憾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为了提高战斗力，部队对于战士和一般干部的婚恋问题有着严格的纪律要求。也因为编创剧作时还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以，编创者对刘胡兰与王本固的恋情作出抽象处理、对像王本固这样的基层干部的恋爱不作正面表现，而把它纯化为一般军民关系，也是势所使然、情有可原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也并不纯然是“历史的局限”和“遗憾”。

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编创者对刘胡兰的感情领域做出如此纯化处理的价值取向及其艺术效果。这就是使现实生活中原具有多重身份的刘胡兰在剧作中基本上就只有了单一的革命者身份。可以这样认为，将刘胡兰身份单一化，应该是编创者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自觉追求。如果说他们在对刘胡兰与王本固关系的改写中尚存在着不得不对其身份作纯化处理的客观性因素，而在他们对刘胡兰与家庭成员关系的描写中所表现出来的则纯然是他们这一自觉而强烈的主观意图。剧中虽然出现了刘胡兰的母亲刘大婶、妹妹爱兰子，但却没有多少对于母女情、姐妹情的叙写。即使偶尔出现，也是服从对于其作为革命者形象塑造的需要的。这就将她们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也纯化为革命战友关系了。这样，在剧中，刘胡兰基本上是以单一的革命者身份出现的——她不但不能是一个恋人，而且由于没有表现出她作为一个女儿、一个姐姐的丰富的情感世界，所以其作为女儿和姐姐的身份也是暧昧不明的。

在对刘胡兰与王本固恋爱关系及家庭成员关系作出纯化处理的同时，为了强化对刘胡兰崇高气节和高尚品质的表现，编创者对刘胡兰与“众人”关系也作出了简化，将二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简化成了一个单向度的“说”与“听”、“指示”与“接受”的关系。纵观全剧，可以看出，在尖锐激烈的敌我斗争中，少年刘胡兰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成了我方阵营的主心骨和“众人”（即我方其他人员）信赖、依靠的对象，并且在工作和斗争中一无闪失。例如，第一幕第一场写小恶霸石头一来到刘胡兰家，她就训斥其游手好闲、“想偷懒”。石头离开后，众人都担心他捣鬼。此时，她又鼓励大家“齐心”团结对付他。她的话给了大家信心，引起了积极的回应。又如，到第二幕第八场，刘大婶得知阎匪军进村时，惊慌地问：“这怎么办？”刘胡兰沉着应答：“不怕，咱收拾东西快走！”敌人捣锣集合时，众人也异口同声地问她如何应对，刘胡兰又给大家指明了方向：“咱们大家都不去，赶快分散躲一躲，万一叫他抓了去，敌人问甚也不要说。”直到石头带便衣来抓她时，她还鼓励母亲、妹妹和乡亲们“不要怕”，并向他们宣传了革命终将胜利的前景。从这些场面中可以看出，刘胡兰与“众人”的关系被建构成了一种“说”与“听”、“指示”与“接受”的关系。为了突出这一关系，在第二幕第六场中还借地主石三海之口对此作出了渲染。他在阎匪军徐连长那里告状说，“只要她说上句话，众人都听”。编创者通过对这一种人物关系的建构，将刘胡兰塑造成了一个“众人”所信赖、所依靠的引路者、指导者的形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创者在建构刘胡兰与“众人”关系时，还以“众人”行动上的失误反衬了刘胡兰的正确。在第一幕第五场中，五十多岁的村农会秘书李老四在刘胡兰面前检讨自己因为“一时的疏忽大意”，让石三海混出村去了；到第二幕第八场中，阎六嫂赶来报告二十多岁的民兵阎六被阎匪军捆住了，刘胡兰这时也批评了阎六的“疏忽大意”。这样，久经磨砺的李老四们不时出了差错，倒是事实上缺乏历练的少年刘胡兰在言说处事上一无闪失和缺憾。她不但句句“说”得正确，而且事事“做”得周全。编创者建构出这样一种反衬关系，强化了刘胡兰出类拔萃的个体优势，显现了其何以能够指导“众人”的缘由。

二

编创者在对刘胡兰的人物关系做出纯化和简化后，还以艺术想象着意突出了刘胡兰比实际更大的事功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