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与电影

中国小说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深刻而丰富的。文学作品对电影导演的启发与滋养分别体现在故事层面、人物层面、精神层面，这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电影的成长史中显得尤其突出。

早在1933年，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初载于1932年11月《现代》第二卷第一期）就由程步高执导，夏衍编剧，改编为同名电影。此次改编被誉为“文坛和影坛的第一次握手”①。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断涌入中国，带来了意识流写作、魔幻现实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这些新的文学内容、方法和理念开始在中国文学领域开花结果。意识到这一点的当代作家们开始尝试用私人经历和大胆语言书写有关个人历史、地域历史和民族历史的反思性小说，陈忠实、贾平凹、阿城、苏童、莫言、余华、马原、残雪和王安忆等著名作家应运而生。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一个不同以往的世界，记录了他们经历过的物质世界，但同时又用文学的陌生化处理，远离了现实世界，进入一个充满寓言和象征的国度。

作家们的成长，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改革开放之后，面对西方所呈现出的心理震惊，以及社会飞速变化所带来的自我矛盾与精神眩晕。强烈的内心压抑伴随着强烈的欲望解放，诞生出一种属于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集体情绪，在不同的创作媒介中由画家、作家、诗人、歌手表现为抽象画、新小说、朦胧诗、摇滚乐。这种审美活动的变化是一种社会性欲望的艺术结果，创作者们都希望从一种规定的历史幻觉中挣脱出来，在各自的领域里“从行政政策和意识形态宣传的陈腐形式中摆脱出来”②，发现自我，重塑自我，发现历史，重建历史。自那之后，文学作品的丰富和多元为导演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包括故事、人物和精神等方面。在媒介技术的支持下，作家的语言游戏成为银幕上的艺术实验，小说与电影的关系也变得愈发密不可分。

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以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黄建新为代表）的作品展示出超乎寻常的主观性与象征性。他们历史性的集体成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成就不可分离，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便是由诗歌改编而成，寻根文学与先锋派小说更是刺激出多部电影佳作，它们关注个体的命运，探寻文化的来源，注重历史的反思。张艺谋坦言：“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③

陈凯歌的艺术轨迹也与文学作品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他的尝试分别有1984年的《黄土地》改编自柯蓝散文《空谷回声》、1987年的《孩子王》改编自阿城同名中篇小说、1991年的《边走边唱》改编自史铁生中篇小说《命若琴弦》、1993年的《霸王别姬》改编自李碧华同名长篇、1996年的《风月》改编自叶兆言长篇小说《花影》、2010年的《赵氏孤儿》改编自中国古典戏剧、2012年的《搜索》改编自文雨的网络小说《请你原谅我》、2015年的《道士下山》改编自徐皓峰的同名长篇、2017年的《妖猫传》改编自日本作家梦枕貘的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

陈凯歌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导演，他在人物塑造、故事叙述、审美表达、历史反思等方面的探索，为学者提供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研究材料。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从文学的土壤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为他赢得了国内外广泛的赞誉。尤其是《霸王别姬》，在1993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项金棕榈大奖，使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导演。此外，《霸王别姬》还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并于2005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全球史上百部最佳电影”。然而在2000年之后，由于对商业市场和大众品位的错误判断，陈凯歌的电影如《搜索》《道士下山》等不仅商业失利，口碑也惨败。这表明，从书本到银幕、从语言到图像、从文字到视听的媒介转换存在着成败之分。这种具有二次创造性质的跨媒介转换行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和学术课题。

二、作家与导演

《孩子王》是一部受到冷落且褒贬不一的电影：1988年，它在戛纳电影节中颗粒无收，却被法国记者颁发了“金闹钟奖”（即“最乏味电影”的非官方奖项）。同一时期，同为文学改编电影的《红高粱》让张艺谋屡次获奖，故事中的人性欲望与救国热情让人重拾中国文脉中被淡忘的“水浒风格”。而《孩子王》的叙事节奏缓慢，充斥大量的隐藏信息，人物缄默不语，影像风格十分晦涩，难免叫观众感到阵阵乏味。

阿城的处女作《棋王》于1984年在《上海文学》第7期上发表，随后于198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还集中收录了另外两个短篇《树王》《孩子王》。“三王”成为阿城的代表作，显示出作者独特的文学性——语言简洁精练，人物刻画传神，故事充满寓意。其中，《棋王》最为著名，分别于1988年和1991年被滕文骥和徐克两位导演改编成电影。而依我看，1987年陈凯歌的《孩子王》是所有阿城小说改编电影中最为成功的一部。电影不仅延续了阿城在小说中探索的文学主题，围绕着自我发现、教育体制、历史构建等展开叙事，而且还更进一步，利用了摄影机的运动，以打破传统观看模式的“他者”视角，展现出一个文学之外的虚构空间。在个人情怀、思想内容、摄影表达上，《孩子王》形成导演内心世界的载体，以及对外部世界与历史构成的反思，甚至达到了日后的陈凯歌再难企及的高度。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让阿城的高中生涯被迫中断，到山西插队的这段时间中，他远离了都市，经历了精神和物质的匮乏，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从个人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知青生活不仅让阿城开始学习绘画，也让他更加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从文学史的大格局来看，“三王”因為表现了青年人在乡土中国和自然环境中寻求理想的人文主义精神，被视为中国文学20世纪80年代寻根潮流的代表。陈凯歌选择阿城的《孩子王》并不意外：他们年龄相仿，出生地相同（北京），知青经历也相似（陈凯歌1969年到云南插队）。陈凯歌和阿城的自我发现属于一种相通的寻根情怀，即通过自我觉醒去重新认识身处的世界，从而产生对文化与历史的反思，这一点从《黄土地》就开始了。

事实上，不少第五代导演都与寻根作家有着类似的经历：读过几年书，又迅速坠入物质与精神极度匮乏的处境，他们所经历的青春是压抑、失落和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