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开着一辆车，在北京经历堵车等各种问题，好不容易从二环开到了杜家坎收费站，那里是通往京广高速的重要路口，你正要加速时，发动机却坏了。怎么办？你被推到一边，你的命运就是上不了高速路，唯一能做的是停下来。”2012年8月，《凤凰周刊》前主编、作家师永刚确诊了癌症，10年后他这样回忆当时的“落差感”。

人近四十，一切走上正轨，女儿刚出生不久，事业处于上升期，师永刚却突然发现身体出了大问题。从此他变成西西弗斯，一次次推石头上山，又一次次在靠近山顶时被一脚踹下来——10年2次手术、5次复发、4次急诊、6次放疗、3次参与临床试验。

令人生怖的绝望形成了包浆，竟然能变成铠甲。

“第一次手术之后不到三个月就复發了，你会觉得万念俱灰，第二次你会慢慢揣摩在绝望中有没有一点点希望，比如医生说还有药，还有方案，你就会觉得自己充满了希望，虽然很难过，但还可以往前走。当反复被苦难折磨时，第一你不再有眼泪，第二你的痛苦机制失灵了，你会觉得痛苦是装出来的。反反复复每次都绝望，最后你自己没办法判断情绪上、感觉上的那些东西哪种更真实，我能确认的是焦虑——下一步怎么办？求生的欲望占了上风。”

在采访师永刚的过程中，我不时觉得他跳出了自己，抽离出来，甚至作为第三方参与了我对他本人的观察。这是一个黄金时代老派媒体人的肌肉记忆。

2022年，师永刚把这段历程写成了非虚构作品——《无国界病人：在美国医院治疗癌症3 000天》。他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和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这两个不同国家最好的医院治疗，这份经历可称珍贵的田野调查标本；与此同时，他天性敏感，职业习惯让他对所有夸大其词、没有根据的话，抱有天然的质疑与防范，这使得他的叙述风格既生动有趣又真实克制。

这段历程绝非局限于疾病，本质上是一种建设性的悲观，一种基于实证主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师永刚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指向具体的希望——恐惧会传染，希望也会。

-01-等解决了足够的问题，你就能回家了

“在某个时候，一切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当一切越来越糟时，你只能坚强地面对，这是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你要么屈服，要么反抗，就是这样。你只要开始进行计算，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下一个问题，解决再一个问题，等解决了足够的问题，你就能回家了。”有一段时间，师永刚经历了密集的打击：他要参加的临床试验迟迟无明确日期，但肺部的结节在快速地增长；有将近十多个月，他没有接受过全身的药物治疗；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无能为力。他似乎走到了一个绝境，这时打发无聊时间与假装不焦虑的方法是在网上看各种电影或者在健身房挥汗如雨。某天晚上，电影《火星救援》的这段台词出乎意料地给了师永刚某种启示。他意识到不能再无所作为地等待一个坏消息与另一个坏消息的到来，而是要行动起来，找到答案。他闭关在家，开始认真收集所有的资料、信息，他做好最坏的打算，并寻找一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备用方案。

这成为师永刚对待人生、对待疾病的基本态度——解决问题，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

军校毕业后，师永刚先是在西北当了15年兵，后来去香港、深圳做《凤凰周刊》杂志，“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这完全不像一个当过兵的人做的杂志。”军人、诗人、作家、病人这几种身份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师永刚这个复杂的人。

他在《凤凰周刊》担任主编期间，业余出版了不少名人画传，包括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切？格瓦拉、邓丽君、三毛，其中蒋介石画传、宋美龄画传、蒋经国画传三本书销量超过200万册，那时他的野心是用全新的价值观把感兴趣的历史人物重写一遍——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的共性是酷和先锋。他还出版了4本媒体传记，《解密凤凰》火爆一时，《读者传奇》卖了30多万本，还有研究《时代》周刊的《中国时代》、解密《花花公子》的《兔子先生》。

“这些书卖得很好，影响挺大，但这些书写完了，可能就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了。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命运。生病以后去美国待了8年，谁又能想到。你说命运是什么？我想这就是命运。你无法预测自己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冥冥之中这样走了好多年，最后回头一看，你发现这些事情好像都不是自己应该去做的，而且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命运就把你安排在了每一个你不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你在这个地方待了很久，做了很多事情，你总怀疑是有人假借你的手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