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天，办公室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到一个年轻人面前说，“领导，我明天要请一天假”；年轻领导回复，“工作这么忙，你为什么要请假”；老人回答，“明天是我60大寿”。

这不是段子，可能是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在职场人身边的普遍现象。“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到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一方面，专家称“延迟退休”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年轻人纷纷表示“绷不住了”“对本不乐观的消费和生育现状再插一刀”。

经济学者梁捷长期研究福利问题与发展经济学，与擅长从宏观层面解读政策影响的学者不同，他习惯站在个体的一边，思考政策会如何影响普通人的行为和选择。他在国内一所知名的财经院校教书，有年轻人向他诉苦“出生太晚没赶上红利期”，他会反过来安慰，“至少你们的父母赶上了”。

在梁捷看来，当下关于人口的经济学讨论中，谈概念的太多，踏踏实实讲一些具体数据或具体问题的太少，而真正的问题其实都在细节当中。“延迟退休”政策关系到每一位劳动者的人生规划，因此更不能沦为“头痛医头”的工具。

复旦大学的封进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她的研究聚焦社会保障制度、健康经济学以及劳动经济学，作为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主持人，她希望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作一点贡献。

2002年，博士毕业的封进在导师、著名农业经济学家钟甫宁的推荐下，来到荷兰丁伯根经济研究所成为一名访问学者。在荷兰的一年中，封进常常与英国籍导师探讨各个国家养老金改革状况，巨大的学术蓝图在她的脑海中渐渐成形——研究中国养老金改革的问题与未来方向。

近年来，封进主持了一系列围绕“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课题研究，除此之外，她每周会花将近10小时在学生身上，鼓励他们积极思考、主动交流。尽管学术和教学工作繁忙，她仍然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經济学者如何看待“延迟退休”带来的影响？当一项政策关乎所有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时，需要遵循哪些基本原则才能更加平稳落地？当“延迟退休”势在必行时，普通人如何自处，又可以做好哪些准备？

以下是梁捷、封进和《中欧商业评论》的对话：

延迟退休很可能进一步拉低出生率

《中欧商业评论》：人口老龄化为什么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封进：第一，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结果，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占比开始增加。老龄化对社会的一大挑战是劳动力人口下降。第二，消费需求受到影响，老年人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相对较低，因此对于老龄社会而言，消费需求没那么旺。对一些中年人来说，由于预计自己未来预期寿命还比较长，所以也不敢花钱。第三，在比较老龄的社会中，大家对创业创新的热情也不如年轻的社会活跃，所以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创新。

老龄社会的确是一个挑战，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让人口出生率涨起来。众所周知，生育率要提高是非常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婴儿潮”以来，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处于下降趋势，区别只在于有的地方下降快，有的地方下降慢。例如，台湾省就下降得快，已经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了。

《中欧商业评论》：生育率下降也是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梁捷：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出生率必然下降，必然迎来老龄化。一旦老龄化以后，就不是人口“红利”，而是“压力”了。出生率低和老龄化其实是一体两面。美国本土人口的出生率也低，它主要靠吸引移民，但移民来了以后，又出现新的文化、语言融合的问题。如何跟外来移民接触、沟通，中国经验不足。

归根到底，人口问题是世界难题。要改善生育率，无非两种方式，一种是努力多生，第二种（吸引）移民。除非花很多钱补贴生育，或者政策作重大的调整，否则不大可能改善。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生孩子有各种各样的补贴，甚至有一些底层家庭是为了能够多拿些补贴才选择继续生孩子。

封进：生育率低跟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女性的劳动参与度和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使得女性生育的成本明显增加。另外，目前整个社会的育儿成本、住房成本很高。一般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房价也是越高的，由于人口急速增加，房价增速可能比收入增速更快。综上所述，生育率下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政府希望通过干预措施促进生育率，但从全世界范围看，都还没有找到十分管用的干预措施，也不存在一个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的方法。当然，如果政府增加社会育儿的投入，或多或少是有帮助的，但是不足以真的改变低生育率的现状。

生育率还跟一个国家的文化、社会价值观有关。在北欧高福利国家，政府在育儿假、产假、教育方面大量投入，总和生育率基本上是正常的。而在东亚地区，尤其日本、韩国对生孩子的激励政策很多，年轻人仍然不愿意生孩子，因为生孩子带来的压力不仅限于生育成本，更在育儿阶段，贯穿孩子生命周期的全阶段。好多年轻人自身都难保，难以给孩子一个好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