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汽奥迪迁址杭州，近一段时间来在媒体上被渲染为“东北经济又遭重创”：2022年，奥迪品牌（含进口车）销售63.56万辆，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杭州将向愿意南迁的奥迪员工每人提供80万元安家费，且不说带动相关就业机会，一汽奥迪仅每年向杭州上缴的税收，预计就将达到3.5亿元。对奥迪及其南迁员工、对杭州来说，这都是好事，唯一的输家是长春。

作为一汽集团扎根数十年的母城长春，究竟在哪里输给了杭州？

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尽管一汽方面尽力淡化此事的影响，很多当地人也自信杭州在汽车制造上还无法与长春竞争，但我们最好面对现实：如果不转变认知，像这样的事可能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和长春相比，杭州原本确实不是什么老工业基地，但在新经济转型时，这一点可能反倒是好事，意味着没有包袱。奥迪在新能源车领域布局不晚，但到去年却已明显落后于市场，必须果断行事了。企业家并不傻，这一迁址决定表明长春的工业基础对车企来说其实并非不可或缺，杭州的营商环境、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市场区位优势，乃至汇聚新能源车产业链的生态，要重要得多。

一位知晓内情的行业人士说，他对这一结果并不惊讶：“几年前，我曾受邀去东北考察一家汽车配件企业，做些诊断，以便后续改善项目。但在和企业领导层交流中，我就知道没法推进改善，因为人家领导很自信地认为管理得很好，没有任何问题。”

自认“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任何地方要自我改善的最大阻碍，就是没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这绝对不是某家企业、某个城市的问题，而是一些地方存在的普遍现象。

这些年来，明眼人都能看出东北与南方的经济差距在拉大，但如何认识这一差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许多东北人倒也承认差距存在的事实，但他们对此的反应却是鄙夷不屑，认为南方的发展只是靠“政策好”，更有甚者，“南方人发财不过是靠坑蒙拐骗，搞出不少金融诈骗，我们就是吃亏在太实诚、太守规矩了”。照这种看法，他们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了，因为那好比说“他们虽然发财了，但发的是不义之财”。

在这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伦理：一种是工业时代的信念，强调的是在既定的规章制度范围内，规规矩矩地工作；另一种则是后工业时代的观念，注重的是在市场上不断捕捉新出现的机会。前者是静态的，生活节奏、工作规范带有很大的重复性；而后者是动态的，因为市场瞬息万变，今年奏效的做法，明年就不一定了。不难看出，双方所默认的价值观是潜在冲突的，很难说谁对谁错，关键在于谁能更好地适应当下的变动。

近些年来日渐明显的一点是：国内在各领域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最迫切的不是生产，而是如何在外贸需求低迷的情况下提振内需。除了落实社会保障，让普通百姓能放心花钱消费之外，尤为重要的是捕捉、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这样才能避开价格竞争的红海，在蓝海开辟出新的机遇。

这个道理可能也不难明白，难的是怎么落实：任何创新都需要大量的积累、支持性的复合生态和高投入（不论是资金还是人才），在本质上这都是面向未来的一次次风险投入——稳定是创新之敌，因为但凡是创新就要冒险，而那很可能会失败，毕竟没人知道怎样才能成功。

2010年，经济学家蒂姆？J.凯恩（Tim J. Kane）在研究一代人时间里各领域工作岗位后发现，老企业导致美国人每年失去约100万个工作岗位，而初创企业每年平均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他据此得出结论：“在就业增长方面，初创企业并非一切，它们就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