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部有人缘儿,大概因了四名属兔的起了主导作用。周雁如、张钦祖、赵金九、蓝春荣都属兔。赵与蓝是小辈儿,“老太太”长他俩一轮,长我两轮。重要的是,我爹妈也属兔,天然根襻儿,她跟我爹妈一辈儿。
“老太太”待我太好。“老太太”一辈子太累。
我母亲不识字,年上九十仍然健朗,而像妈妈的周老师,六十二岁时就去世了。
我的“没出息”还得要揭。平日见编辑部人都称“老周”,我虽没明着叫,但背后同他们一个叫法,给她写信也称“老周”,没大没小的,而今真真感愧与并。那时那样称呼,我以为是延安作风、共产党章法,没叫哪个编辑一声“老师”,都以姓氏前边加一个“老”起头,可把这章法带回房山,尤其近年太不适用。称官场人物,年龄比我低的,我表示尊敬,称“老×”“老×”,可人家充耳不闻,场合上不与我接近,或拂袖而去。我碍着谁了?这样称呼是编辑部学来的,怎那么招人不待见?是我中了“毒”,害我不浅!现在学乖了,遇官称官衔,逢人叫老师。
“老太太”书桌上,堆的稿子最多,天天看,天天看不败,夙夜皆怛,身心交瘁。孙迅韬老人追忆老战友,在《人们不会忘记她》一文讲述了周老师工作常态:“三十余年,从小说组长到编辑部主任,从未离开过小说散文的行当。访作者,组稿子,看稿子,退稿子,选稿子,讨论稿子,发稿子,上班桌上堆的是稿子,下班书包里装的也还是稿子。稿子,稿子,稿子,稿子,三十多年的日日夜夜,谁能够统计她精心阅读过多少亿万字千姿百态、五花八门的中国字!谁能够记清她踏过多少位著名的和不著名的作家们的门槛!谁能够记得清她举办过多少次创作或改稿的学习班,给多少工农作者出过多少次‘点子’!谁能够查清三十年来发表在《北京文艺》(《北京文学》)上,尽收眼底,写着别人姓名的作品里都包含着她的多少智慧和辛劳!”
迅公在倾情表述雁如老师雪写星抄、殆无虚晷的工作精神后,于上文又记述一件事:一九五八年初,刊物需要一篇反映十三陵水库的文章,任务落实给他,周老师本可以任其自行自往,可她伴随去了。在除夕这天,她参与采访,在水库工地与不停歇的人们彻夜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