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总是苍白的

成功之道一定隐藏在表层的思想后面，而你的学理便是寻道之杖。

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企业管理学家中还没有大师级的人物出现。

因此我们只能这样谨慎地认为，所有点评华为的行为，都不能被当作一件正式的事情，而只能将其当作一种消遣，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而已，而不是事情本身。

所以圣人述而不著，是一种敬畏的态度，他会“三省吾身”：

1. 我把握事情的真正本质了吗？

2. 我把握住了，而我所运用的语言、我处心积虑的遣词造句，又真的能表达我内心感受到的真相吗？

3. 我所用的语言传递出了我感受到的真相，但是受众真的能感知到我所知道的东西吗？

因为在事实面前，语言总是苍白的。

所以我想，还是要有些人出来，对他们点评华为的行为做一个不同角度的“再点评”。

也许这样会更有意義。

你会发现，更多的点评者只是在阐述自己的境界而已，而不是在陈述华为本身的真相。这就离我们学习的目的相去甚远。

为什么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学家著书讲述，从来都是在讲当下对现实的感悟，而不是在讲述历史本身。论述者的铺排过程最终都是为了推向自己的观点，而不是让后人记取的历史。这就不难理解人类为什么总是容易遗忘了。

一个弥补建议是，当我们在点评一个事实时，一定要做到“三部曲”：

第一，要回答：是什么？

第二，就这个事实本身做一个评价：怎么样？

第三，谈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怎么办？

如果凡人能成功

就华为的事实本身，我们首先要回到华为成功的逻辑本身，事实到底是什么？

目前，我还真没有看到合乎事实逻辑的“事实”，学者们都是在猜。也就是说，在猜它成功的原因应当是什么。

迄今为止，只有历史小说家、财经小说家，而没有出现基于中国实践的真正的历史学家、管理学家……更不用说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管理思想家了。我也不是。这是我们无法真正学到企业成功之道的原因。

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传说，学习到的是这种传说带来的启示。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成功和一个企业的成功都是简单的，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复杂。

不相信？就去看计算机的门电路，结构真的很简单，就是0和1，开和关。

那么，任正非到底做对了什么？华为到底做对了什么？我们也应当从“简单”入手，来把握其事实。

任正非从南油出来以后，抱有一个重要愿望：实现自我。由此他走上了华为的创业之路。那年他43岁。

如果华为不成功，他便一事无成。由此我们不难推想他当时的心理，而这本身就是经济学家熊彼德所说的企业家精神。

摆在他面前的，有很多选择：做商人赚钱，搞房地产赚钱，可任正非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自认为值得他拼命做的事，那就是通信行业。

后来总是有人问任正非：“你当年怎么会选择通信行业呢？”

他也总是回答说：“早知道这行业越干越难，我就不会进来了。”

后来他渐渐想通了：国家发展四个现代化，肯定是通信先行，而我一定可以借助这个力量。因为我不比别人差，我又如此拼命，怎么会不行呢？没道理不行啊！

所以后来人们总是评价说，任正非是凭着对通信行业的无知进来的。

世上有很多人走对了，也有很多人走错了。只是人们记不住倒下的人，总相信走对者一定有他高瞻远瞩的战略。其实任正非和普通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后来发展出来的高端思维与才干，和他经营的事业，接触到的人、接触到的事有关，甚至和遇到的困难有关。

所谓事业造就人，人造就事业。

如果一定要说些不同，那就是他能够博览群书，能够从任何谈话当中，吸收别人的知识和经验，所以他才能一直跟得上自己事业发展的步伐。

他根本没有时间和人闲扯，他会有计划地去选书读，有计划地和人交流。他没有时间和人吃喝，他几乎从不喝酒，也从不抽烟，也不见他坐下来喝茶。他一直处在学习思考、求生存状态。所以，他一直有着超乎寻常的对现实的担忧、对未来辉煌的向往，急迫感与成就感交织，被时不我待的使命感驱使着前行，放下名利，专心于自己的事。

正是这些使得任正非这样一个普通人物，能够做成一个伟大的事业。所以原来和他共事过的南油的人，对任正非干成华为这样伟大的事业，感到非常吃惊。这种吃惊不是任正非早年显示出了这种能力，而恰恰是因为他此前压根就没有显示过这种才能，也没有人相信他有这种才能，以至于人们纷纷揣测他身后或有高人相助。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普通”，43岁开始创业的任正非非常务实，他直奔主题，直奔目的。他要找到一种状态、一种目标，以及如何达到这种状态和目标的方法。

这就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所讲的目标导向，目标是最高的，成就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