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字筱斋，中国出版大家。胡先骕，字步曾，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此前关于二人交游的资料较为少见，恰值编纂十年之久的《胡先骕全集》新近出版，笔者根据日记、书信、合影、档案等相关文献，略作钩沉，以志纪念。

一

1916年10月11日，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关于胡先骕的记载：“徐毓臣介绍伊外甥胡步曾，江西人，今年廿三岁。十二岁入学，毕业于京师大学。赴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农林科习植物学。”

胡先骕在加州大学就读于农艺系，后转入植物系，他的在校成绩优秀，是SigmaXi（科学研究荣誉学会）和Phi Beta Kappa（大学优秀生联谊会）的会员。胡先骕此次来沪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晚清名臣徐用仪的次子徐毓臣的亲友关系求职于商务印书馆，一是去海日楼拜访恩师沈曾植。

帝制废除后，张元济试图通过引进年轻人为商务印书馆带来新的风气，他在1916年9月6日的日记中如是写道：“余等以为本馆营业，非用新人、知识较优者断难与学界、政界接洽。”在胡先骕面试的同时，张元济刚刚提拔了才入职一个多月的北京大学预科生沈雁冰（茅盾），将其从函授部阅卷员的岗位调至国文部与孙毓修合作译书。到了1920年，张元济更是将《小说月报》主编的重任委以年仅二十五岁的茅盾，茅盾迅速把原属鸳鸯蝴蝶派的老式刊物改造成中国第一个大型新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后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物。

其实，张元济一向对生物学抱有兴趣。早在1912年，商务印书馆就设立了博物部，制作各种动植物模型、陈列品，几年后还荣获多个国际展览会的奖项。

即便如此，胡先骕还是未能入职商务印书馆。究其原因，或与当时中国科学水平总体落后，未及完成科学的本土化有关。胡先骕大学期间所习植物学、园艺学、昆虫学、动物学、森林学、农学、植物生理学等课程，多以外国物种为学习对象，要想在中国土地上植根、反哺，尚需时日。而且当时的中国实用主义盛行，如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就读农学专业时，苦于果树学课程上对几十种外国苹果的分类之难学，使得他决意改行，中国并无如此多的苹果种类，胡适认为费力学到的知识几无用武之处。

二

胡先骕回到家乡后，于1917年初至1918年夏，先后担任庐山森林局副局长、江西省实业厅技术员。虽然这一年半的工作“甚不得意”，胡先骕还是翻译了不少科学论文，其中就有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植物猎人亨利·威尔逊的名著《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胡先骕择译了部分中国植物、农林的内容，以《中国西部植物志》的篇名发表在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上。在译述者引言中，胡先骕表达了对于威尔逊工作的敬意：“威氏……往来湖北、四川、云南、川边者凡十一年，搜集植物极夥，而发现新植物亦数千。不特于园艺有增加佳美花果莫大之功，即植物学已收其伟大之贡献也。”（《东方杂志》1918年第十五卷第八号）

敬仰外国前辈科学家的同时，胡先骕的文章中也显露着中国学者强烈的国家意识与敏感的学术自尊，他在1922年发表的《植物学教学法》一文中呼吁：“中国地大物博，植物至为繁富，迄今全仗欧美各学者为之采集研究，宁非国人大耻？故每一大学，苟有植物学科者，必宜以采集植物为职责，必如是群策群力，中国植物始能有调查详尽之一日，其贡献于科学者斯能甚大也。”胡先骕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由此逐渐转向植物分类学。此后三十年，他引领着中国植物学的发展方向，成为学界的领军人物。

1920年3月9日，胡先骕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张元济日记中。“郭洪生來商三事……二、采集植物，以川省为主，滇次之。由植物教员胡步曾担任其事，并分科定名。商务如能合办，并可多得若干分，亦可出售。”

其时，胡先骕已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任教两年，是校内最年轻的教授。为了巩固中国植物学研究的基础，改变中国植物标本采集、研究单纯依赖外国学者的状况，1920年和1921年，胡先骕先后在浙江、江西两省广泛采集植物标本，并为学校设立植物标本室。

日记中提到的郭洪生即为郭秉文，时任南高师校长，与商务印书馆友善。因为办学经费不足，郭秉文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四处寻求资助。植物采集同样需要大量经费，经北京大学蔡元培、南高师郭秉文两位校长的积极倡导，最终共有七所高校、二十四所中学以及商务印书馆赞助了本次联合采集，“为全国树之新声”。

因川滇匪患，加之听从了威尔逊的建议，胡先骕的植物采集计划最终改向西方植物学家未曾大肆搜罗过的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广西、安徽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