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还在下着，按照约定时间，我到了后海南沿，取张伯驹老人为我题就的《西湖小景》。收拾好画卷，将要离开时，伯驹老人像是自言自语：“此卷能找夏承焘题跋就更好了。”

伯驹老人的话正是我心中想着的事。既然是画西湖景色，总得找几位和西湖有关的人题跋，伯驹老人虽然不是杭州人，但他毕竟在西子湖畔行吟多日，湖水拍窗令他难以入眠，我也正准备南归后携卷去杭州，请沙孟海、夏承焘、陆维钊几位前辈作题呢。我随即向伯驹老人说出我的打算。

“夏承焘就在北京，你去找吴无闻啊。”伯驹老人的声音仍然很低沉。

呵，吴无闻，不正是我们《文汇报》的驻京记者吗？她常用的名字是吴闻，在“文汇人”中，她算是前辈了，很少有人知道她原名叫吴无闻。据说，1947年，她曾在《文汇报》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报社被国民党查封后，她就离开了。我确切知道，1949年，徐铸成筹办《文汇报》在上海复刊时，吴闻和浦熙修一起受聘。

文汇报社出女将，特别是北京办事处，除了被毛泽东称为“能干的女将”的浦熙修，还有在她领导下的姚芳藻、吴闻、朱嘉树。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北京访问时，她们三位联袂采访，特别是那篇把苏加诺游园活动写得有声有色的通讯，在京华新闻界独树一帜，连毛泽东都盛情称赞。

在我的印象里，吴闻沉静寡言，即使说话也是细声细语，性格温婉。除此之外，对她知之甚少。多年之后，我在准备写《毛泽东与文汇报》这本书时，逐页翻阅《文汇报》。凡是著有“本报记者”名字的文章，我都一一读过。从报纸上，我才发现她最活跃的时候还是在1957年夏季之前，她写了许多通讯报道，采访的人物众多，有医生、教师、演员、科学家、社会科学的学者，在文化的诸多领域都留下了她的采访足迹。到1957年夏季，吴闻的名字就没有在报纸的版面上再出现过了。到了1957年7月，又看到吴闻写的几篇报道，写的都是北京办事处批判浦熙修的会议内容。可以设想，北京办事处只有她一人还没有被剥夺写新闻报道的权利，写作这类文章的担子当然要落在她的肩上了。到了1959年以后，报纸的版面上再也没有出现过“本报记者吴闻”了。

虽然如此，吴闻并没有停止和外界的联系，从一些迹象表明，她仍活跃在学术界。1959年，学术界曾兴起对美学问题的讨论，有的文章谈“山水美”。张庚写了《桂林山水——兼谈自然美》，发表在6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上海学术界曾围绕张庚的文章举行座谈，张庚让吴闻通过《文汇报》了解座谈会的情况，她就写信给沈国祥，请他帮助把上海讨论的情况告知她，并说《文汇报》也可以发表这类文章。不久后，《文汇报》发表了几篇北京学者写的学术文章，是否由吴闻组织来的，就无从查考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吴闻组织红学家周汝昌写了套曲，其中包括《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得胜令》《雁儿落》等几折，发表在《文汇报·笔会》专栏。吴闻对这几折曲子爱不释手，并讲了自己的见解，这让周汝昌很兴奋，像是找到了知音，说：“国内已无人能作南北曲了。”此外她还组织周汝昌写了有关中国古典诗词评析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吴闻读《红楼梦》也读得较深入，这是她和周汝昌经常交谈的话题，她把北京对“红学”研究的信息传递到报社。和我在办公室相向而坐的李立坤是吴闻的好友，吴闻每次来上海，总要到办公室和李立坤谈些家常，给我留下了淡淡的印象。

吴闻不但对南北曲有较高的欣赏水平，她还确实是一位女词人。报社的人对此知之甚少，我也是偶然中得知的。1965年2月，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学高中年级的一位学生写了一篇题为《茉莉花》的作文，描写了人与花的情感交流，低回婉转，写得很动情，也很感人，语文老师张珍怀把此文列为范文，为学生讲解。但是，有的教师认为这是在向学生灌输小资产阶级情调，反映到文汇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