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其中第七章题目是《儒学是一种“意义的信仰”》，这一章是我撰写的，先前曾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1997年第三期上发表。虽然如此，我自知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说透。余敦康先生生前曾多次对我说：“儒学是一种‘意义的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命题，广辉你什么事情也不要做，你先把这个问题论证好。”我本人也有这样的认识，只是我的思想陷入了一个误区，总想从哲学本体论的路径来解决，但一直苦于难以圆满证成。

近日思考经典文本本身的问题，突然灵光一现，觉得“意义”问题的论证不应该走哲学本体论的路径，而应该走经典诠释学的路径。

西方哲学一直把“世界第一性”的本体论问题当作哲学的根本问题，在回答此问题时，那些创造不同哲学体系和独到命题的学者被视为哲学家。反观中国古代文化，并没有“哲学”这个词，也没有相应的哲学学科。“哲学”这个词语以及哲学学科是最近一百多年才有的。学者用西方哲学范式来剪裁中国思想史料，并加以论述，于是有了《中国哲学史》这类著作。书中所述也多是古代学者的“哲学”思想，而非现代学者的“哲学”思想，因而长期以来，国内只有中国哲学史家，而少有当代的中国哲学家，这是因为这些学者大多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和提出自己的哲学命题。我自己也想朝这方面努力，但又觉得自己的思考力远远不够。

回想中国古代学者的思维方式，他们大多并未将“世界第一性”的本体论问题当作学术的首要问题来处理。《庄子·齐物论》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其意是说，我们所能认知并加以讨论的是天地之间的事情，天地之外的事物虽然可能存在，但我们暂不讨论。这虽是庄子说的话，也基本是中国古代学者的共识。

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重视什么？经典，以及与经典相关联的圣人。先秦諸子百家表现为“圣人崇拜”，而当汉代经学确立之后，便转向对圣人著述的崇拜，即“经典崇拜”。但经典文本的意义有待阐释，那些对经典意义阐释得充分并有许多发明的学者，如汉代的郑玄、服虔及宋代的二程、朱熹便有了准圣人的待遇。他们的解释著作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经典文本，所谓“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表面上看，传统知识分子平时最看重和尊崇的是圣人、经典以及对经典的权威解释，但从本质上看，他们最重视的乃是圣人、经典、经典权威解释所承载的“意义”。这种“意义”是他们认同的共识。这些共识中的思想核心，便是诸如“民本”“德治”“修身”“孝道”“仁爱”“中和”“诚信”“大一统”“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理念，这些理念曾被人讥讽为儒者的“老生常谈”。但从今日观点看，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所在，是儒者“孜孜矻矻”一直守护，不能动摇和改变的根基。圣人贤士所守护的这些核心价值就是中国人“意义信仰”的实质内容。这种信仰实际上是一种人文信仰，与世界上其他宗教神学信仰有本质的不同。宗教神学信仰将“神”或“上帝”作为目标本身，而中国人的“意义信仰”是把“民本”“德治”“修身”“孝道”“仁爱”“中和”“诚信”“大一统”“协和万邦”“天人合一”这些理念作为家国情怀与理想追求。

儒学大的义理或有十几个、几十个，而小的义理就难以缕数了。儒家学者所要做的，就是将经典当作富矿，从中发掘和研究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以此作为精神的财富和行为的指南。这是经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而从研究方法而言，经学研究的考据（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等）与义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方法本身可以分化成不同的学问和学科，共同构成“意义信仰”的学问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