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科学者而言，73岁也算不上高龄，可潘绥铭还是彻底从学术界消失了多年，近两年更是哪怕是科普性质的讲座也很难请动他。研究了几十年“性”，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如今他安心做一个去野外拍摄野鸟的有趣老头。拍摄的那些照片，他没觉得有多少艺术性，完全是自娱自乐，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出去走走路。

他出版的那些著作《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搭建起了中国性社会学最基本的理论框架。然而直到今天，性社会学仍然算是一个小众学科。

今年9月，潘绥铭出版了在拍鸟以外的空余時间写作的学术自传《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叙述和总结了他从1981年开始的主要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以及一些新思考。大概还是无法真的置身事外，他把自己以前说过很多次的话，再次掰开揉碎在几十年的学术经历里又说一遍。

在学术研究中，重要的是人们通过“性”，希望获得什么、赋予什么意义、表达什么理想、导向什么方向。几千年来人类所争论的几乎一切重大哲学问题，都最突出、最集中地反映于其上，精神和肉体，自私与无私，个人与社会……正是在这里，蕴育着人类认知自身的最佳突破口。

“我只是来看看”

潘绥铭彻底开始新生活的理由有好几重，最重要的在于他发现且承认自己随着年龄增长，创造力枯竭，所以不愿成为后继者的绊脚石，“总是喋喋不休，真的招人讨厌”。再有就是，他认为他这个人和他的性社会学都属于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个时代，而现在时过境迁。

在他的学术生涯里，最为知名的壮举有两个。第一个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开设《外国性观念发展史》课程，这是中国高等学府课程中第一次破天荒地出现“性”，几乎是当时的爆炸性新闻。那还是1985年，人大号召青年教师开设新课，已经看过不少性风俗与性文化英文著作的潘绥铭顺理成章地报上了这门课，被当时的首届学生骂“脸皮厚”，在学校内乃至整个学术界，自然也是褒贬不一。课讲了一个月，学校里劝他还是不要讲了。潘绥铭随即准备放弃，但是不知怎么，几天后，外系老师甚至他东北师大母校的同学，好几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对他说，一些老师为他打抱不平，甚至有领导来过问。而这一切他一无所知。没多久，当时的历史系主任李文海在全系大会上表扬潘绥铭开出新课，性社会学就此生存了下来。

第二个壮举更为惊世骇俗，自1998年第一次去中国南方考察、写出《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潘绥铭又带领他的团队、学生，定性调查了近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相关人物，陆续出版7本书与8篇论文。

潘绥铭强调的“社区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一向主张不是调查，不要直接提问，而是自然接触、聊天，只有转化身份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对他们的理解才是完整的。可是如何融入那些人的生活呢？首先不能假装客人，那样一点意义都没有，看到的只会是职业表演，而他想了解人。这个难题在潘绥铭1998年第一次田野考察的第三天，就意外地解决了。潘绥铭对她们说：“我只是来看看。”

其实，在那些女孩简单到枯燥的生活中，狭小的世界里，她们只在乎一个人会不会害她，其余诸如为什么要做研究等问题她们并不会关心，多数也不懂。一旦她们放下戒备，就开始和潘绥铭聊生活、聊感情、聊孩子、聊心里话，由于彼此之间的年龄差距，有些甚至把他当长辈看，“恨不得叫爸爸的、叫爷爷的都有”。潘绥铭慢慢感受到，她们其实也是普通人，有故事、有牵挂、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