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冬天，一位在上海读书的17岁少女，沿着长江旅行了57天，跨越一千多公里，终于回到了四川的家中。在旅程中，她攀过山崖，冒着被激流吞没的危险在水上航行，在船上与欺负人的船主周旋，也学会了在小旅店里保护自己。在这趟旅程中，她学习到了自信与无畏。日后，她将凭着这些强大的精神武器，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成就，并名留史册。

不久前，一本名为《西洋史》的书再版，让作者陈衡哲的名字回到了大众视野中。陈衡哲，正是百年前那位在江上漂流的少女。这本《西洋史》最初出版于1924年，是中国人在西洋历史方面的开山著述，地位极其重要。但陈衡哲的成就还不仅如此。当时34岁的她，已经创造了历史上的多个“第一”：她是清华学校经过考试选拔的第一批留美女生，是中国第一位女硕士，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教授。而她与丈夫、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任鸿隽，以及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三人的坚固情谊，更是为人所称道。

盡管有着如此高的成就，但因为早在1976年就因病去世，陈衡哲的才华还是被多数人遗忘了。好在《西洋史》的广泛影响力和不断再版，还能让读者一次次地回想起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性。了解她的经历后，人们更会感叹陈衡哲身上散发的强大能量，也会好奇，她为何能在那个刚刚启蒙的时代，就能具备超群的学识和独立的思想，著书立说，还能兼顾家庭，将三位子女都培养成学术人才。

成为陈衡哲这样的女性并不简单，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要在每一次人生选择中都做到遵从本心，打破并不合理的传统，还要不停努力，自己为自己创造条件。即使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在研究陈衡哲的文章《一只鸟飞多高才能真正自由》一文中写的那样：“她活成了她自己，一个现代中国女性命运的孤本。”

超乎想象的“女性第一人”

居住在重庆的任尔宁是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的后人，任鸿隽是任尔宁的三爷爷，因此，他从小喊陈衡哲“三娘母”，也就是“三奶奶”的意思。提到“三娘母”的成就，最让任尔宁印象深刻的，还是《西洋史》的持续畅销。改革开放后，《西洋史》在国内的版本一度多如牛毛，甚至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盗版。这件事，也让任尔宁从侧面见识到了这本书的力量。

陈衡哲的能力和魅力，的确可以跨越时间。一百多年之前，也有人见识到了陈衡哲身上这股力量，并被她深深吸引，其中一位就是任鸿隽。1915年，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主编《留美学生季报》时，被一位女作者的文笔吸引，得知她就是通过清华学校的考试获得奖学金，来到美国的第一批留美女生之一陈衡哲。两人由此开始成为笔友。到了1916年，同样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开始与陈衡哲通信。陈衡哲支持胡适主张白话文的新思想，这让胡适十分欣喜，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笔友，并在任鸿隽的介绍下见了一面。

此时正值文学革命前夜，胡适正在努力推行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却并未得到身边人的支持，甚至连好友任鸿隽都反对他。陈衡哲虽然没有加入朋友们的论战，却对胡适的想法颇为支持，并开始亲自尝试白话写作，这让胡适十分惊喜。

1917年，陈衡哲将白话小说《一日》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虽然文章的构思和文笔都略显生硬，后世学者也并未将其当作现代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对待，但陈衡哲还是因此成了事实上的第一位发表白话小说的女性作者。实际上，《一日》的出现在文学史上还是有它独特的意义，它比学术上认定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发表还早了一年，从这件事上，也能看到陈衡哲的魄力。

有了好友的支持和启发，陈衡哲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写作者。1918年以后，她不断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和白话文作品。在那个时代，能够走出国门的人都很少见，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聪明、优雅的陈衡哲因此成为一位备受瞩目和尊敬的女性。她可以自如地列席于学界的诸多男性之间。任鸿隽和胡适都被她的能力和眼光折服。任鸿隽评价她的文章：“文辞斐然，在国内已不数觏，求之国外女同学中尤为难得。”胡适则将陈衡哲称为“最早的一个同志”，对她的思想和文笔有着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