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徐悲鸿的爱徒、中央美术学院奠基人之一戴泽在北京病逝。至此，最后一位与齐白石、徐悲鸿、陈之佛、傅抱石等书画大师都有过亲密交往，被称为 20世纪中国美术史“活化石”的101岁老人走了。

作为一位写实主义画家，戴泽一生追随徐悲鸿。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曾说，在某种程度上戴泽是徐悲鸿的衣钵传人，也是其艺术思想的实践者与坚定捍卫者。

曾任中国壁画学会会长的侯一民早在1946年就认识戴泽了。那时他考入北平艺专（中央美術学院前身之一），戴泽是助教，他为人老实，是个实实在在的、非常用功并且用功了一辈子的画家。侯一民觉得，这种执着精神很可贵，因为从事艺术不能随风倒，而戴泽真的坚持下来，一条路就走到黑了。

名师云集的中大艺术系

1942年，自幼喜爱绘画的戴泽报考了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西画科。

考题是画半面维纳斯头像。他从没见过石膏像，没画过素描，甚至没见过油画，只看过《良友画报》和丰子恺所著的几本美术书籍，对著名画家几乎一无所知。但四小时的考试他只用了一小时就交卷了，其他考生还在打轮廓。结果，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

艺术学系一年级在中大柏溪分校上课，启蒙老师是曾留学法国的黄显之。他在评讲学生习作时，总是看有没有“情调”，并不多作阐述。戴泽的画经常被他肯定为“蛮有情调”。

二年级时，他们从柏溪分校返回沙坪坝本部，在松林坡小房里上课。费成武讲透视学，许世祺讲解剖学，陈之佛讲西洋艺术史，傅抱石讲中国美术史，谢稚柳讲勾勒，秦宣夫讲构图。

戴泽说，自己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这么多好老师，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往往一句话就令人受益终生。

陈之佛喜欢画虫眼。他说，西洋美术史只要有一个人听他就照样讲，不管听不听得懂。傅抱石的衣服口袋里常有香烟和冰糖，他最喜欢讲东晋画家顾恺之，尤其是顾恺之写的《画云台山记》。他曾说，画画好比偷东西，有人看就画不出了。

对戴泽影响最大的是徐悲鸿。那时徐悲鸿赴印度讲学后重返中大任教，应学生会之邀作讲座，阶梯大教室里里外外挤满了学生。

徐悲鸿出了一道题：黄桷树下四川人。他说，诸位中有许多是四川人，非四川人也入川几年了，黄桷树为四川抬头可见的大树，如果画不出，那就是因为只知临摹而不注意观察现实生活。还有，四川人穿长衫，打包头和赤脚，这在外省是没有的，为什么不去表现这些呢？他要大家不要沉浸在画谱中，舍本逐末，要随身携带速写本，用心去观察、描绘真实的世界。这对戴泽来说是写实艺术观的启蒙，终身难忘。

他正式成为徐悲鸿的弟子是在大学四年级，上油画人体课。大家都用深浅不同的笔画不同的颜色，徐悲鸿来到画室，坐下示范。他不看深浅色，随便拿起一支笔，观察模特后开始画画，边画边说，画面脏点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保证比例、明暗关系是一致的。这让戴泽很受启发，他那时画的男人体素描已显示出准确、简练、尊重感觉的基本功。

徐悲鸿在中大艺术系培育了严谨的写实画风，戴泽成为他最赏识的学生之一。

韦启美是戴泽的同学兼室友，两人最为亲近，后来又做了一辈子同事和邻居，是终生至交。在韦启美眼里，戴泽是一位“自然的描摹者”。

韦启美曾回忆，那时学习条件很差，他们用的水彩调色板仅是一块贴了白纸的破玻璃，画水彩有时就用新闻纸。但入学不久，他就惊羡于戴泽对自然的敏感。一丛野草、一片杂树、一块山坡、一角堰塘、几块水田，戴泽仅用初学者的技巧便表现出它们蕴含的大自然的情趣，善于从平凡事物中发现画意。

一次在水塘边画水彩，戴泽将一张画坏了的水彩画放到池塘中漂洗，捞上来继续加工，没想到效果竟意外的好。

韦启美说，戴泽在画法上没有框框，并不是藐视前人，而是无可依傍。那时他们上美术史课既无参考书，又看不到画，美术理论知识极为贫乏，但这也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和领悟力，缺少借鉴使他们有了一些技法上的自由。从走进艺术之门的第一天起，戴泽便是自然的忠实学生。他觉得随意变形是对自然的亵渎，过多的加工是对自己感情的扭曲，在作品中滥用感情则难免虚假。他喜欢画家安格尔的一句话：“我首先热爱的是真实，我认为美只存在于真实之中；但要把美隐藏在真实之中。”

“北平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画的”

1946年，24岁的戴泽修完四年课程，随学校回迁南京。在找工作无着之际，他接到徐悲鸿的邀请，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助教。

他带着一叠写生小画和两筒油画白色颜料来到北平。那时学校还没开学，徐悲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便是：抓紧时间画画，“北平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画的”。

从此，戴泽一有空就在街上用水彩画速写。到北平艺专的第一年，他就创作了《乞丐》《艾中信》《老佟和列宁》《东总布胡同》《窗外》等作品，其中《乞丐》和《东总布胡同》参加了北平艺专、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举办的画展，使他在北平美术界初露头角。

这一年9月，他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什么是伟大？在天坛、在皇宫、在万里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