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2004年，那时候正是村上春树在全世界最走红的时刻，我读到了《海边的卡夫卡》的中译本，我一方面为村上娴熟的叙事能力和精湛的故事编织而惊叹，另一方面却总有点疙疙瘩瘩的感觉。这个感觉来自小说结尾中对两个日本侵华老兵的书写，他们在森林里迷路了，并且做了一个梦……村上春树以一种很现代派的手法将这个梦做了高度形式化因此也暧昧化的处理。但对一个中国的读者来说，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需要一个明确的道德态度——也就是谴责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由此带给中国人民（同时也包括东亚各国人民）的伤害——这些伤害不能被轻易原谅。后来我读到了日本批评家小森阳一对《海边的卡夫卡》的严厉批评，其立足点，也是我思考的出发点——历史的罪不能被轻易地“去罪化”，尤其是涉及侵华战争这样的大体积的历史事件。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叙事中，八年抗战构成了20世纪历史叙事最重要的一环，它指向多重的维度：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新的民族国家在战争中浴血重生等等。在这样一种叙事中，胜利叙事占了上风——确实，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难得的一次大胜利，它的意义无以复加。但在另外一个维度上，这一叙事也遮蔽了巨量的创伤。在另外一个叙事维度上，正如阿多诺所断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决断而痛切的话语提醒我们，并非是不能写诗，而是，什么样的诗才能写出那种创伤的深度和强度？侵略战争就是一台疯狂的机器，它不仅带来杀戮、死亡和恐怖，同时还通过集中营、慰安妇、大屠杀等形式将人性最大限度地“恶魔化”。在当代汉语关于抗战的叙事中，也一直存在着两种叙事维度，一种叙事维度指向宏大价值，强调这一战争的独特性以及给民族国家带来的蜕变和重生，它与新民族国家的建立互为印证，构成了一种主流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