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都柏林后不久，我开始找人跟我展开一次地道的对话。顶尖英语学习中心的艾斯琳老师说，不是随便谁都行。必须是不认识的人，最好是脾气好、不设防的英语母语者。

西班牙男学生举手问：“我室友是新加坡人。我可以找她对话吗？”

艾斯琳笑了笑，说：“我现在要把你们分成两人一组。这样，你们和陌生人对话时，可以一个说，一个看。然后下次互换角色。下周一，你们每人有十分钟时间，汇报你的组员和谁说了什么。不要作弊，”——她把钢笔像魔杖似的转了转——“对话是真是假，我一听就知道。”

她拿出花名册，开始给我们组队。何塞和埃尔莎一对。朱迪特和沃伊特克。伊洙和小鹏。我颇为享受地看艾斯琳吃力地念出我们的名字，不再像平日那般无懈可击。她随即向我投来警告的目光，仿佛识破了我的内心活动。她的钢笔在纸页上拂过，寻找下一组对子。

“你俩一组应该很不错。南和阿克玛拉。”她宣布道。

阿克玛拉和我是班上唯一两个亚裔女孩。我对她的感情有点复杂，而她很明显不喜欢我。课后，我们走到附近的斯巴便利店讨论方案。阿克玛拉点了脱脂拿铁和烤馅饼。我买了一根香蕉。我们在窗边坐下。

阿克玛拉一路上都一言未发。她面无表情地把食物摆在桌上。

“首先，我想为上次的事向你道歉。”我说。

她皱着眉看着我，然后扯开一袋代糖包，把糖粉倒入咖啡，说：“你是指你问我是不是中国人那次，还是叫我卡莫拉那次？”她说英语时语速很慢，口音让我想起间谍电影里的坏人。

“两次。两次都是。我真的很抱歉，阿克玛拉。”我谨慎地念出她的名字。

她眯起双眼，仿佛在掂量什么提案。“其实我不介意被叫成卡莫拉。挺好听的。”她说，“但我真的很讨厌别人问我是不是中国人。他们难道不知道亚洲还有别的国家吗？”

“嗯。”我握着香蕉说，“他们知道的。我是说，我知道的。”

“好吧，我宽恕你了。”她一面说，一面叉起一块馅饼，送进嘴里。

我拿不准她是不是在讽刺，但决定相信她的话，同时剥开我的香蕉。我们边吃边讨论艾斯琳布置的作业。我说我很想和英语母语者练习口语，但有时我觉得他们的话很难懂，而我越焦虑就越听不懂。阿克玛拉说，哪怕在吉尔吉斯斯坦时，她就遇到过类似问题。对话到一半，她总会突然意识到，真正的人际沟通是多么遥不可及。她在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同性恋，才变成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怀疑论者。

我吞下软糊糊的香蕉：“我从没谈过恋爱。”

“我倒不介意和爱尔兰女生约会。”阿克玛拉边说，边打量店内，“她们里面有一些还是很漂亮的。”

坐我们旁边的中年妇女在椅子上挪了挪。她的眼睛奇大无比，天生带着一种惊讶的神情。她咬了口三明治。

“咱们还是讨论作业吧。”我说。

阿克玛拉表示同意。她认为，和英语母语者成功对话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规避文化刻板印象。她见我一脸迷惑，便问我和当地人打交道时，最常见的话题是什么。

我想了想：“中国？”

“没错！”她把手一拍，同时扫了邻座一眼，那个女人开始窸窸窣窣地收拾三明治包装纸。阿克玛拉继续道，这次，为了能聊出真情实感，我们要设法避免被视为异域的客体。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菠萝。“同意。”我说。

阿克玛拉冲我微微一笑：“我们上哪儿去找优秀的英语母语者？一个视野开阔，特立独行，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反建制的人？”

我一边卷起香蕉皮，一边思索着她的问题。然后我想起今早被我拿来垫面碗的传单。

“跳蚤市场怎么样？我朋友说周天有一个很大的集市。”我一面说，一面希望那张纸没被蚝油完全打湿。

阿克玛拉迟到了。我在集市街边等她，其间，分别有两位老太太上前问我，是不是迷路了。其中一位向我讲述了她若干年前的北京之旅。在一团乱七八糟的音节中，我勉强听出了“驴子”、“湖”和“烤”。我又是微笑又是点头，这时，只见一个小个子的东亚女人朝我们走来，她穿着一件白短袖，上面似乎印着一只巨大的假阳具。

我倒吸口气，吓到了面前的老太太。她含糊地说了句爱什么的。

“抱歉，我朋友来了。”我快步走向阿克玛拉。

她向我招招手，自豪地微笑着，同时挺起胸脯，上面确凿无误地伸展着一只艳粉色的假阳具，紫色血管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