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南）需要与人合作，共同寻人完成一次地道的对话。这是都柏林的顶尖英语学习中心布置的作业。最令“我”苦恼的是，老师艾斯琳要求对话对象必须为“不认识的、脾气好的、不设防的”英语母语者。小说跟踪“我”确立对话者的过程中，不断验证何为“地道”。作品一大亮点是南和阿克玛拉以组合形式寻找潜在受访者，无论是采访主体之间，还是采访主客体之间，对于“不地道”的判断颇为一致。大家都能迅速捕捉住双方存在的异。即便在语言学校，所有学员皆归属少数族裔，他们依然以惯性思维认定对方，打上“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西班牙”等标签。《一次地道的对话》提供有价值的主题，即外来者如何认知且定位自己及共同的外来者群体。

真正的人际沟通遥不可及。语言班上的西班牙男学生问艾斯琳：“我室友是新加坡人。我可以找她对话吗？”她只是笑了笑，不做解答，继续自己的话题。这一细节透露老师对英语母语者有要求，事实上新加坡人并未进入她界定的母语者概念圈层。南与阿克玛拉因同为亚裔而被艾斯琳分在一组。两人不满意这类刻意的安排。阿克玛拉较为排斥南，极为反感因“小个子的東方女人”特征就被同学武断归于华裔，其中就包括南。从故事开端，颜歌已埋设下问题，即布置对话的本地老师，先验地将亚裔圈定为一个集体。小说推进思考：族裔界限已然根植于个体思维模式，南仅凭借简略的表面信息，误读阿克玛拉为中国人，而后者更直率地表达不满情绪：“但我真的很讨厌别人问我是不是中国人。他们难道不知道亚洲还有别的国家吗？”作品暗中交代南和阿克玛拉存在价值观/文化观的分歧，揭示她俩在面对爱尔兰本国人时，却自然地结成地缘共同体，提供亚裔对“地道”的共性疑虑。

两人消除身份认同造成的误会后，随即讨论如何完成作业，继而达成共识——“和英语母语者成功对话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规避文化刻板印象”。因此，若要成功获得一次“地道对话”，“我们要设法避免被视为异域的客体”。她们首先选定体现都柏林特质的空间。缭绕烟火气的跳蚤市场，必然流动很多愿意沟通的母语者，可第一个主动与“我”交谈的老太太，自看到“我”那刻，就笃定“我”的外国人身份，并自顾自聊起她曾经的北京之旅。显然，“我”在市场，自然地被当地人推入“客体”，“我”主观上全力避免，但客观上无法逃脱。